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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制度改革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一环，对于保障农民权益、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推动乡村振兴意义重大。然而，在改革推进过程中，各地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

一、宅基地制度改革中的问题​

1、规划滞后与用地矛盾​

村庄规划的滞后成为宅基地改革推进的一大阻碍。在汕尾市，多数村仍处于规划进程中，截至目前，仅有 95 个村的村庄规划获县一级政府批准。在缺乏规划的村庄，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时虽有临时替代办法，但不利于乡村长期整体发展。同时，宅基地用地供需矛盾突出，以陆丰市为例，2024 年宅基地需求户数达 33409 户，需求面积 6012.32 亩，可批准的新增宅基地农转用指标却仅有 800 亩，难以满足村民新建住宅用地需求。此外，部分乡镇老旧宅基地因土地性质认定问题，导致原有清拆房屋无法确认宅基地权限，进一步加剧了用地紧张局面。​

2、审批流程与管理难题​

审批流程繁琐且效率低下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汕尾，部分镇街宅基地用地建房联审联办机制和受理窗口不完善，如 海丰县海城镇、城东镇、黄羌林场等尚未健全相关制度。受建设用地指标紧缺、政策理解与执行偏差等因素影响，未能严格按规定时限审批，尤其涉及占用耕地需农转用时，耗时久且无明确办理时长，致使未批先建或抢建现象频发。从数据来看，截至 2024 年 6 月底，全市累计收到宅基地申请 7023 宗，申请面积约 1050 亩，累计审批宅基地 4741 宗，审批面积约 717 亩，审批率仅 67.5%。另外，在浙江上虞，村民宅基地和建房申请涉及多道程序，多单位审批职责不清，尚未形成高效工作合力。​

3、农民意愿与退出机制困境​

农民对宅基地有偿退出的意愿不强，且对补偿期望较高。在泾县，传统的落叶归根观念、市民化成本上升以及补偿力度低于心理预期等因素，使得城郊和偏远地区的农民均缺乏退出宅基地的积极性。此外，闲置农房使用权的租赁适用范围有限，仅适用于有区位、交通或自然环境优势的村落，大多数偏远农村闲置房因不具备市场价值，难以通过租赁实现盘活。​

4、数字政务服务短板​

宅基地数字政务服务存在基础信息 “碎片化”、数治协同 “低效化”、数字监管 “乏力化” 等问题。在江苏、浙江、江西等省份的调研发现，部分地方因信息获取方法滞后、系统平台集成弱、标准规范建设不足等技术限制，导致宅基地基础信息 “家底不清、底数不明、图属不一”。不同级别产权交易平台管理办法不同，交易管理不统一，基础信息与审批管理智慧化要求不适应，容易出现漏审误批风险。同时，数字化交易平台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交易信息 “隐形化”，监管 “缺位”，交易纠纷频发。​

二、解决问题的办法​

1、强化规划引领与用地统筹​

加快村庄规划编制与优化提升工作，结合地方发展战略，统筹安排乡村空间和设施布局，确保与国土空间规划有效衔接，实现 “先规划后建设”。对于用地矛盾，一方面，加强新增宅基地建设用地指标的争取与合理分配，如陆丰市可向上级积极反映用地需求，争取更多指标；另一方面，对存量宅基地进行全面梳理与盘活，对于闲置两年以上的宅基地，村集体依法收回重新分配或用于乡村产业发展。​

2、优化审批流程与管理机制​

完善联审联办工作机制，明确各部门在宅基地审批中的职责，简化原址重建等申请审批流程。建立 “乡镇审批、县级复核” 的农转用审批机制，对于存量宅基地实行乡镇审批后县级备案，增量转用土地增加县级复核程序。同时，推进宅基地 “数字化” 管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打通省、县、乡、村四级信息流通渠道，实现网上审批、远程监管，提高审批效率。例如，可开发专门的宅基地审批管理 APP，方便农民申请与部门审批。​

3、完善农民权益保障与退出机制​

引入宅基地有偿退出激励机制，通过第三方房地产评估机构对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民住房进行估价，给予合理经济补偿，实现宅基地使用权价值资产化和房屋财产权价值资产化，激发农民退出积极性。对于有闲置宅基地及农房的农民，鼓励通过入股、出租、合作等多途径实现再利用，让农民在参与中获得红利。此外，针对不同类型的闲置宅基地，制定差异化盘活路径，如对失去居住功能的宅基地，村集体依法回收重新分配或复垦为耕地；对仍有居住功能的宅基地，探索 “农户 + 村集体 + 社会资本” 的盘活利用模式。​

4、提升数字政务服务水平​

整合宅基地基础信息，运用先进技术手段，全面统计调查宅基地规模、布局、利用状况等数据，完善宅基地资格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等基础数据体系，解决信息 “碎片化” 问题。统一产权交易平台管理办法，加强部门间数据共享与协同，优化审批系统，确保基础信息精准匹配审批管理需求，提高数治协同效率。强化数字化交易平台建设，利用数字技术辅助监管，将交易信息纳入监管视野，减少交易纠纷，提升数字监管能力。通过建立全省统一的宅基地数字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信息互联互通、业务协同办理。​

宅基地制度改革任重道远，需正视并解决上述问题，持续完善政策体系与工作机制，才能让改革真正惠及广大农民，推动乡村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