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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希腊已经连续第七年进入深度经济衰退状况，该国的债务危机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无解的谜。这个问题很棘手，在无益的扭曲挣扎中，欧洲的领导人完全避免讨论该国家的命运。 随着难民危机和极端主义对欧洲的打击，没有人愿意去解决这些年一直困扰希腊的问题根源。这只不过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是无法支持真正过渡到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变革。

　　继一系列由债权人强加给希腊的失败的救助协议之后，该国自2009年以来已经失去了名义GDP的三分之一。现在仍然顶着欧盟失业率最高的国家的帽子。希腊在过去的一年就像是一个过山车，在极大的希望之后迎来极深的失望，尤其是在七月底签订另一个8月救助协议的时候。

　　希腊人现在留给自己的命运是，他们选择了和一个叫“经济调整计划”的怪物作战，但很显然，这份计划永远不会被采纳，而事实上，也不可能实施。这个计划注定就是要失败的，因为它包括从公共医疗支出，教育和社会福利中增加和削减大规模的税收。这样，人们得到的回报是，抹杀社会正义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任何可能性。

　　反对放松管制，其中扶正国家的经济需要削弱关键的社会和环境指标，包括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将国家从沉睡中唤醒的努力—— 当前政治和经济前途未卜—— 必须继续下去。这需要把重点放在那些仍然在危机中挣扎赶路的经济行业。“奋进希腊”组织的一项研究将食品，产品制造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作为当前经济中最有活力的行业。粮食业，作为全国文化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似乎是改造隐性经济中最有前途的方法。

　　希腊是欧洲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而这应该可以成为国家经济的强大动力。即使希腊有着极富吸引力的饮食文化和令人惊叹的美景，但该国仍缺乏对实现可持续农业食品体系过渡结构严谨的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使这种过渡变化的一个非常强大的矢量和希腊新经济驱动的机会，都会一一被错过。

　　2012年，由希腊农业部委托进行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150万公民在考虑离开城市，回归农村。在那之前，在希腊与欧盟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可能变成是欧洲最大的反城市化运动。甚至有些人看到它的潜在性，但后来被证明是他们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并没有做出什么响应。不幸的是，希腊政府对这个国内迁移没有真正的应对计划。要是那时候有人支持回农村发展土地和农业生产，可能会对希腊危机的处理更有效，可以减轻随后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

　　当涉及到农业发展和自然资源管理时，在希腊是存在主要数据差​​距的。因此，没有人能确定这个庞大数字的准确性，这关联到全国近15％的人口。然而，在整个农村小型养殖企业的振兴已经开始变得明显。已经开始增殖的早期农耕初创企业和合作社数量开始增多，他们被视为农村公民身份和农业创新的新时代的飞行员。年轻人—— 其中不乏高学历，社交网络丰富和精通几种语言的人—— 已经开始管理自己家的土地，把它们变成增值的，有品牌的小型企业。

　　2013年，开始出现关于青年返回到农村的首次媒体报道。当外国记者在报道希腊人是如何应对他们的巨大的债务时，该国的青年农民已经吹响了号角。大约在同一时间，也开始出现了新的国家粮食单元认识的设计，虽然这一步骤并没那么起眼。大量的希腊制造的新增值和质量包装的产品开始在出现在希腊和欧洲的熟食店和住宅区。还发展了一种食物博客区，主要讨论厨房和酒吧里的一些东西。

　　在希腊危机管理的政治混乱中，一个小而充满活力致力于发展粮食生产的团体通过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渴望变化，渴望进入一个新经济，其中替代品将成为必需品，希腊的青年农民和食品企业拥有推动该国经济复苏的潜力。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被赋予时间，资源或权力来他们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缺乏现金的流动性，银行贷款和投资机会的情况下，这一代年轻人还停留在一个继续等待投资，而这取决于国际债权人对希腊的紧缩方案如何进行评估。更普遍地，仍然作为希腊农业经济的政策差距实情并不鼓励由青年主导，适应气候和独立的农村创业。

　　自从希腊在1981年加入欧盟，希腊一直是从共同农业政策（CAP）中受益的大多数国家之一。由于是欧盟形成之初的15个成员国之一，希腊成为在农业补贴中享有每公顷最大支持的历史先例。绝大多数这些补贴继续被直接分配给农民。由于该政策的目的是适应农业产业化的需求，CAP通常将补贴提供了拥有较多土地的农民，而他们仅构成希腊农户总数的17％。希腊政治家在政治上通过从农村的保守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人群“买”选票的方式操纵这些措施，CAP已成为农村腐败的根本驱动力。

　　这是今天新农村背后缺乏创造力的原因。总CAP资金的四分之三是直接支付给农民的，而只有一小部分投资于农村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其结果是，尽管该CAP的农村发展战略的领导蓝图中有一些支持的项目，然而希腊的农业部门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群体，教育，连接市场​​，物流和供应链管理方面太滞后了，以至于拖了后腿。尽管有几个年轻人在农村地区作出有希望的努力，但是关于食品分销，营销和农业恢复能力的新趋势上仍然缺乏公众认识度。此外，希腊继续进口其大部分食品，尽管它在欧洲的人均农业人口是最多的一个。

　　在当前CAP定义下，只要将农业置于更广泛的欧盟政策框架下，不断威胁着中小型农场的存在，希腊就会发现它越来越难站在这里立足了。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国家的农民77％是小规模的，拥有着少于5公顷的土地。只要钱没有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这些人永远难以实现农业经济复苏。

　　当然，希腊政府应当为在CAP过去35年来的补贴分配上缺乏远见和战略应负责。在这个问题上的公开对话看起来更像是来自农业部的独白，是受到某些既得利益的企业和农民工会通知而已。然而，越来越明显的是，欧盟的政策是过时了的法规，标一个适用，所有皆适用的政策，对于其28个成员来说，谁都有不同的侧重点。最终，整个洲形成了一个重大政治困境，并慢慢处于中心位置。虽然一些老保守派政治家，如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牢固地在坚持这些规则，其他人，如意大利的马泰奥·伦齐，都觉得自己是扼杀了欧洲的项目。

　　无力解决欧洲金融危机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这可能是时候重新认识这个联盟的基础，并从下往上共同设计它的未来。共同农业政策是欧盟最昂贵的计划，应该是第一个往这一块努力。这一点很重要，但是，这一次我们把事情做好，而不仅仅是听狭窄的农业游说，而是听听那些回到农村土地的年轻人的声音。

（土流网杨一）

（来源：文章编译自世界农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