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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进了城，在城镇有了稳定收入和住处，那么他们在农村所拥有的承包耕地该如何处置?国务院有了明确说法。8月7日，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在“推进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一条中，意见明确指出，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和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在农村改革试验区稳妥开展农户承包地有偿退出试点，引导有稳定非农就业收入、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的农户自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

　　适度规模经营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现阶段面临着两方面的困难，一方面是我国农地的细碎化现象，农业劳动力人均耕作土地面积不到10亩;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没有解决，2.69亿的农民工依然保留着农村土地。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土地只有这么多，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只能走新型城镇化之路，让农民工更多、尽快融入城市。国家也提出，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因此，探索让条件成熟的进城农民有偿退出承包地，其意义也就在于此。

　　方向和路径很明确。要保证这一历史进程顺利推进，关键还是如何维护离农进城农民的权益问题。这就需要帮他们算好三笔账，一笔是进城账，一笔是离农账，还有一笔是后路账。

　　首先是进城账。对于进城农民来说，融入城市，非不愿也，是不易也。进城农民和他的家人要想在城里住下来，成为新市民，有四个问题必须得到满意的回答：有没有稳定的就业?这就业不是打游击的街头活，也不是今儿有明儿无的，摆摊做小买卖也行，但最好不要被城管追得满街跑;有没有住的地方?建筑工地的简易工棚、塑料板房不算，能与当地居民一样享受公租房、廉租房才算;社保怎么样?在医疗、养老等方面最好是与当地居民享受同城同保待遇;还有子女能不能在城里就学?得像当地人孩子一样就近上学，不要任何额外费用。就业、住房、社保和子女上学这四大问题不解决好，他们是不会轻易退出老家的承包地的。所以，促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在农村，功夫在城市，最终还是体现在城镇化的水平上，体现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进展上。

　　其次是离农账。承包地有偿退出，是怎样的机制?标准是什么?含金量多大?包不包括进城的安家成本?是永久性退出，还是退出承包期内的权益?如果只是退出承包期内的权益，下轮承包时，是否还有承包权?这些问题，都是现实中绕不开的问题，需要给农民讲清楚说明白。另外，进城农民原本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的法赋“三权”，承包地有偿退出后，他们的宅基地使用权还在不在?集体收益分配权是一次性算给他们?还是在承包期内继续享有?据有关方面调查，目前，80%以上愿意进城定居的农民工希望保留承包地，2/3的农民工希望保留在农村的宅基地和房产。这也说明，维护和发展进城农民离农时的合法权益，让他们高高兴兴离开农村、心甘情愿退出土地，做好“有偿”这篇文章是关键。

　　最后是后路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起码需要几代人的迁延演变，其间所经历的利益博弈、情感纠结、文化撕裂和命运起伏，都不是“风过水无痕”那样简单，一定是只有当事人才能体味到其中的甘辛。我国农民深受传统文化影响，深爱土地，安土重迁。在探索承包地有偿退出试点时，应鼓励一部分进城农民在条件成熟时积极融入城市，也应该葆有一份施政的耐心，允许一部分进城农民哪怕是少数，有一个较长的犹豫过程，哪怕可能会迁延一代人的时间。对那些在城市就业和收入都不十分稳定、对未来预期也不十分确定的进城农民，对那些适应不了城市而想回乡的进城农民，要充分尊重他们对进退有路的坚持，防止他们进退失据两头空。这不仅仅是给进城农民留一条后路，也是给可持续发展多一个思路。

　　目前我国农村改革试验区数量已达58个，覆盖全国28个省份，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其试验结果也相应具有较高的示范性。但尽管如此，在试验区试点有偿退出时，还是应该坚持稳妥的原则，不可操之过急、操之太切。毕竟，多一些审慎，就多一些妥善;多一分忧患，就多一分周全。不妨把试点范围再扩大一些，把困难考虑得再多一些，把时机把握得再准一些，真正做到既有战略视野又能切合实际，既有统筹谋划又能辨证施策，既有推进机制又能及时完善，这样才不失试验的宗旨，才有试点的意义和作用。

　　探索承包地有偿退出的改革试点，是立足国情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现实路径，是促进人的城镇化的重要一环。因此，帮进城农民算好三笔账，不让他们的权益受损，就不仅是公平问题，也是效率问题，更是决定性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