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是指一些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属于基金预算收入,属于地方财政收入的一种。中国的“土地财政”主要是依靠增量土地创造财政收入,也就是说通过卖地的土地出让金来满足财政需求。那么土地财政补贴是多少?农村土地确权财政补助办法是怎样的?国有土地财政收入情况如何?具体如下:
对症根治“土地财政依赖症”
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关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症”,有识之士开出了很多药方,中央政府也曾采取了种种措施进行医治,但久治而不愈。 病根究竟在哪里?
其实,病根就在于地方政府求钱若渴。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一直被“缺钱”所困,于是便产生了招商引资潮,从某个角度看,深圳就是靠卖地起家发展经济,开始是租地,后来就直接卖地了。但当时在整个中国还没有兴起卖地潮,可几年之后,四大刺激因素在中国大地上引发了卖地大潮,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症”开始形成。
刺激因素之一,财税制度改革。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财权事权的不匹配导致地方政府在平衡财政收支上捉襟见肘。为了弥补财政收支的缺口,地方政府纷纷“广开财路”,其中卖地融资以其各方面的“优势”,迅速成为各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23省土地财政依赖度分析 津浙2/3债务靠卖地还
来源:人民网
23个省份的审计机构给出了截至2012年底“土地偿债在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中占比”的具体数值或可供测算的相关项数值。根据上述的省级政府审计部门的公开审计报告及其相关数据,《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经济研究院联合研究并发布“我国23个省份‘土地财政依赖度’排名报告”(下称《报告》)。
北京土地偿债总额第一,浙江依赖度第一
《报告》显示,从“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偿还债务总额”的绝对值,即此类债务总额来看,排名依次为北京、浙江、上海、四川、辽宁、湖北、广东、重庆、山东、天津、福建、江西、湖南、安徽、河北、广西、黑龙江、陕西、吉林、海南、山西、甘肃,江苏未公布数据。
专家谈城镇化:地方土地财政浪费耕地资源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笔者认定的驱动中国新一轮增长的新三驾马车——深度城市化、大消费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正在形成孕育的过程之中,而深度城市化或者说新型城市化是其中的关键环节。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纲要的颁布,我们判断深度城市化高潮即将来临。
总体来看,规划内容基本符合我们此前研究指出的新型城镇化六大支撑:
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产能重新布局——“三纵两横”的合理城市群布局:沿海产业升级转型,布局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包括技术研发、金融服务等;中部布局产业承接转移黄金十字架;西部布局能源和地缘中心;以现代交通体系贯通,包括高铁、重载货运铁路、高速公路网、油气管网、智能电网等。未来在中国城市化的核心“弓状地带”,通过产业布局,形成多个产业集聚带和城市群,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吸引周边的农村劳动力进城镇工作,同时实现其市民化的转变,由此稳步推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专家谈城镇化:地方“土地财政”浪费耕地资源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笔者认定的驱动中国新一轮增长的新三驾马车—深度城市化、大消费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正在形成孕育的过程之中,而深度城市化或者说新型城市化是其中的关键环节。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纲要的颁布,我们判断深度城市化高潮即将来临。
总体来看,规划内容基本符合我们此前研究指出的新型城镇化六大支撑:
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产能重新布局—“三纵两横”的合理城市群布局:沿海产业升级转型,布局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包括技术研发、金融服务等;中部布局产业承接转移黄金十字架;西部布局能源和地缘中心;以现代交通体系贯通,包括高铁、重载货运铁路、高速公路网、油气管网、智能电网等。未来在中国城市化的核心“弓状地带”,通过产业布局,形成多个产业集聚带和城市群,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吸引周边的农村劳动力进城镇工作,同时实现其市民化的转变,由此稳步推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如何破解“土地财政”系列问题受各界关注
来源: 中国行业研究网
“挣钱”与“还账”都面对较大压力的时分,财税方针怎么助力新一轮乡镇化,一向遭到中心、当地各级官员和商场的重视。
《国家新式乡镇化计划(2014~2020年)》(下称《计划》)日前出台,其间在财税范畴提出三点方法,包含树立标准通明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还包含完善搬运付出准则和完善当地税系统。
关于此前学界呼声一向颇高的市政债,《计划》有了清晰的情绪:将答应当地政府发行市政债券。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以为,在中心提出的方法中,较简单先完成的是树立标准投融资机制和完善搬运付出准则,当地税系统的完善则相对较慢,其间,最简单完成的则属答应当地发行市政债券。
跟着前一轮当地城市建设热情高涨,在推进市政建设、经济开展的一起,现已积累了较大计划的当地政府性债款。怎么破解“土地财务”带来的一系列疑问,也一向遭到各界重视。
在完善财务搬运付出准则方面,《计划》需求,依照事权与开销职责相适应的准则,合理断定各级政府在教学、根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效劳方面的事权,树立健全乡镇根本公共效劳开销分管机制。树立财务搬运付出同农业搬运生齿市民化挂钩机制,中心和省级财务组织搬运付出要思考常住生齿要素。依托信息化办理手法,逐渐完善乡镇根本公共效劳补助方法。
完善当地税系统包含,培养当地主体税种,增强当地政府供给根本公共效劳才能。加速房地产税立法并当令推进变革。加速资源税变革,逐渐将资源税征收规模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推进环境保护费改税。
《计划》还提出,树立标准通明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在完善法律法规和健全当地政府债款办理准则基础上,树立健全当地债券发行办理准则和评级准则,答应当地政府发行市政债券,拓展城市建设融资途径。
“假如要排时刻次序,树立投融资机制和完善搬运付出会比较快,完善当地税系统会相对慢一点。”杨志勇表明,其间最快的大概即是市政债了。
杨志勇也表明,新一轮乡镇化恐怕仍伤心“土地财务”关。“房地产税假如悉数征收,对当地来说还会有所收成,但假如仍依照上海和重庆形式,将收益甚微。假如资源税开征,各地也会不一样。”
杨志勇剖析称,假如当地债是依据限额操控,包含政府信誉评级等一些配套方法是能够一起做的。
当前,与当地债有关的债券发行权利相对涣散,财务部代发的当地债券主管部分为财务部,但包含与当地债有关的城投债在内的公司债,批阅权则在发改委。
杨志勇以为,市政债的主管部分肯定是财务部。“当前当地债款有许多绕过了财税部分,比方,包含城投债在内的公司债是由发改委批阅发行,批(债)的人不论还,如今这个疑问比较严重,从国家办理的层面,市政债也大概是财务部来管。”
中心、当地事权和开销职责区分,是不是会影响到将来当地信誉评级?对此,杨志勇以为,这肯定是一个要素,中国当前对当地债不会悉数铺开,仍采纳限额操控,可能会采纳简单化的评估方法,也即是评估政府是不是有归还才能。
从全国两会上取得的一份威望文件显现,财务部将来将从三方面加强对当地政府性债款的办理。
其间包含清晰当地政府举债权限和用处,对当地政府性债款实施分类办理和限额操控以及在答应当地政府标准举债的一起,禁止当地政府持续借道融资渠道公司举债,抓住剥离融资渠道公司承当的政府融资功能。
此外,对有必定收益的公益性工作开展举借的专项债款,主要由当地政府经过发行市政债券等专项债券融资,以对应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归还。
地方土地财政增速犹在
来源:北京晨报
财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现,1至2月累计全国财务收入24923亿元,比去年同期添加2496亿元,增加11.1%。其间,中心财务收入增加9.2%,仍然保持稳定;当地财务收入增加12.9%,值得注意的是,依托房地产买卖的直接税就占到悉数增速的三成多,土地财务形式温度犹在。
财务部数据显现,因为去年同期进口环节税收大幅降低,中心财务收入基数较低,扣减特别要素,中心财务在今年前两个月实际增加只要6%;而当地财务(本级)收入13152亿元,同比增加12.9%,但扣减与房地产买卖有关的房地产营业税和公司所得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的增收后,当地财务收入增加约为9%。由此测算,土地财务收入增速占到当地悉数收入财务收入增速的三成多。
数据显现,1至2月,房地产营业税980亿元,增加13.2%;建筑业营业税919亿元,增加14.2%;受前几个月房地产成交量添加等要素拉动,契税621亿元,同比增加27.5%;土地增值税657亿元,同比增加27.5%;乡镇土地使用税268亿元,同比增加15.3%。
全面深化改革三年,土地财政何去何从
来源:中国青年报
“抓好财税系统变革这个重头戏”是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作出的战略性布置。“重头戏”3个字也是多年来“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财税变革酌词最重的一番表述。那么,“全部深化变革”之年的财税变革该怎么切入?备受注重的土地财务,又该去往何方?
2013年财务收支状况显现: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1250亿元,比上年添加12732亿元,添加44.6%,占当地财务收入(本级)的比重达69.6%,2012年的这一数据是56.1%。1年时刻,该比重上升13.5%。此外,2013年,全国公共财务收入添加10.1%,财务收入比上年添加11889亿元。这意味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增速是全国公共财务收入增速的4.3倍,土地财务收入增幅比公共财务收入增幅还多843亿元。
是啥推升了当地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的进一步依托?当地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依托并不是先天存在的。现行财税系统、公共效劳开销、土地疾速增值,一起促成了土地财务的构成。1994年分税制变革之前,当地财务比中心财务“宽余”。那个时期,当地财务收支规划约占全国财务收支规划的七成,中心财务经常要向当地告贷。分税制变革之后,这一比例联系发生了倒转——从以往的当地占七成,中心占三成,成为变革后,当地占三成,中心占七成。当地开端反过头来向中心借钱,这也是今日被称之为“财务搬运付出”的准则前身。按理说,无论是中心财务仍是当地财务,谁占多、谁占少并没有太大疑问,无非是“锅里和碗里”的联系。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开展,当地担负的公共办理功能开端增多,基础设施建造、城市公共效劳和社会事务办理等,都需要资金继续投入。并且,这样的开销,原则上只能添加,不能削减。各地财务开销压力遍及开端增大。尽能够地多筹措财务收入,成了各当地逃避不了的实际需要。
土地财政需要国家长效机制来解决
3月5日,两会人大开幕,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陈述。
除了经济增加7.7%之外,10.1%财务增加率也分外引人重视,和前几年对比,2011年、2012年的财务增幅分别是24.8%和12.8%,在李克强关于经济局势定性“多重对立交错的杂乱局势”下,中心财务也遭受无穷压力。
中心财务受困于实体的经济局势,当地财务则不一样,除了核算的税收之外,在2013年经济下滑之势,房地产商场的炽热,让许多当地一二线城市在土地出让金范畴赚得盆满钵满。
2013年房地产成交的数据相对炽热,又催生了地产范畴各项税收的攀高,在实体经济遭受表里环境影响之时,在当地房地产范畴又再次扮演了一个格外的人物,在北京两会,有些代表委员乃至以为土地财务关于当地经济是“毒瘤”,需求剜除。
终结土地财政亟需三管齐下
来源 :新浪财经
当地政府的财路除了收税、发债、假贷之外,最首要的即是土地出让金了。依据国土资源部数据,上一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金额达4.1万亿元,全国105个首要监测城市地价总水平继续上涨。最新数据显现,今年前两个月,北上广深土地出让金1443.3亿元,同比增长了84%,是2013年全年成交额的27.5%。其间,北京前两个月土地出让金已打破623亿元。
当地政府何以对土地财务情有独钟,很大程度上在于现有的财税系统和巨大的城市建设以及公事开支需求。其间,公事开支占有侧重要位置。自变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过几回严重的系统变革,但机关、事业单位的员额编制总数却越来越多,特别是当地特别如此。查询发现,许多底层城镇1997年机构变革时,吃财务饭的编制只需四十多人,但是当前现已翻了一倍多。没有继续高涨的税费来历是缺乏于支撑这么巨大公事需求的,而土地出让正是“效果好、见效快”的良方。
在当前的财税系统下,“营改增”的继续推动,进一步紧缩了当地税源;当地债尽管整体安全,但许多当地现已累积了较大的隐性危险。在此布景下,土地财务成了当地财务的救命稻草,地价居高不下也就缺乏为奇了。
土地财政与被迫城市化之忧
来源: 求是理论网
1994年实施分税制后,地方政府为了缓解财政支出压力主要依靠土地转让、土地批租的运作来增加收益。“土地财政”既是财政窘困的无奈之举,也反映出当前土地利用制度的不足。一直有学者喜欢为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辩护,他们说,地方政府手头没有钱,又必须进行经济建设,就不能不转而开发和利用土地财政。这样的辩解也许成立,不过现实是,通过土地财政推动城市建设,让城市完全变形,让一些村民被迫城市化。
建立在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上的“土地财政”是中国特有的城市化道路的核心,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各个地方政府在过去十几年,通过土地融资,推动城市化,即“经营城市”。这一过程构成了过去20年发生在中国的所谓中国式的“城市化”。其本质是,地方政府为了政绩需要而不断地投资,这需要资金,通过“土地财政”以及城市建设,恰好可以实现个人“政绩”。当然,更大的推动力是其中普遍的巨大的官僚寻租机会,因此,每届政府都不遗余力地卖地,兑现政绩与个人利益,而不管后果。甚至即使没有卖出去的土地也拿去作为抵押的杠杆,借贷(债)搞建设。有观点认为,城市化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大局,但城市化并非城郊农民的城市化,而是全国农民和全国人民的城市化。试问城市化的基础应该是什么?当然是经济的发展,由经济的发展推动城市化,城市化反过来可以拉动经济的发展。二者的关系密不可分、缺一不可。如果只是看到因为城市化要占用土地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改善”城市面貌,而忽视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那么无疑是为今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失地的农民就业、养老、买房怎么办?而在这种城市化中农民一般没有发言的权利,不少地方在户口薄上直接把城郊的乡镇、村庄的“农业户口”改成“非农业户口”,土地性质从“耕地”直接变为“非耕地”。而这样的非农业却是享受不了相应的待遇,就业、医疗等等不能享受和市民一样的待遇,对于“三农”的一些优惠政策也无法得到。赖以生存的土地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成了“开发”的对象。
当然这样的开发可以快速的看到政绩和城市面貌的变化,后患也是显而易见的。可是那些被扣上市民帽子的农民呢?只是靠一些微薄的补贴便征集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然后象征性的办几个低保之类的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一个地方的发展要有可持续性不应该靠这样的粗放的扩张性的发展方式。在三四线城市往往出现一些开发商千方百计的把土地占上,但是何时开发确成了未知数。对于这样的开发城市居民和失地的农民并非都是获益者。普通居民承担了不断上涨的房价,甚至有的家庭需要几代人的储蓄才能为孩子购买一套住房。重庆工商大学统计学院副教授易忠指出,有“两把剪刀”损害了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利益。一是通过强制性的征地拆迁,以非市场价格的补偿,从被征地农民那里转移财富,在城乡之间形成城市化初次分配的“剪刀差”;二是通过住房所有者以住房产权不断吸附社会增值财富,导致有房者愈富,无房者愈穷,形成城市化二次分配的“剪刀差”。长期研究“农民市民化”的中央党校学者王道勇说,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被市民化”倾向已经引起广泛的注意,但流动人口“被农民化”倾向则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流动人口往往被主流社会排斥,其利益常常被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