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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是农村的农户或个人用作住宅基地而占有、利用本集体所有的土地。包括建了房屋、建过房屋或者决定用于建造房屋的土地，建了房屋的土地、建过房屋但已无上盖物或不能居住的土地以及准备建房用的规划地三种类型。宅基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国的城市化与农村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关于农村的发展，出路无非是大量农民进城。只有进城的农民多，最后留在农村的农民的年收入才会慢慢变得和进城的差不多，这样城乡之间的流动大致就会稳定下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每年过年候鸟般地迁徙。

比如说德索托发现要在秘鲁的国有土地上建造房屋，为了拿到法律许可，需要用6年多时间。这样漫长的时间导致了巨大的成本，令经营者望而却步。在菲律宾，建筑房屋可能要花13年－25年；埃及要得到合法的土地证明要用至少5年时间；在海地获得合法土地的全部时间是19年。如此高昂的法律成本，使得土地实际上变得不可交易，也不能变成合法的财产。

农民往城里流动，有很多障碍。首先是来自国家政策层面的障碍，例如户籍制度的限制。与户籍相关的一系列福利往往是农民进了城但没有办法享受到，从而使得他们的生活成本极大提升，没法在城市里真的待下来。其次是来自城里的障碍，大城市往往出台很多地方性政策，设立诸多人为的限制，并不欢迎农民真正变成城里人。例如大城市通过各种“教育控人”的手段，不让农民工子女在城里接受教育，或者他们受教育的成本非常高，变相使得农民不能融入城市。最后是来自农村的障碍，农民在农村的“资产”是僵死的，即便农民想完全脱离农村进城去，但不能把在农村的资产变现。农村宅基地就是一个例子。表面上看，这是农民的地产，但这个地产要交易换手非常困难。虽然有部分交易，但并没有完全市场化，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中国有不少城里人羡慕农村人有宅基地，这是只看到表面，而没有看到背后的限制。城市里的房产，基本上已经市场化，从开发到交换的各个环节，市场主体参与基本都比较顺利。而与城市房产不同，宅基地受农村集体土地相应法律的限制，一个宅基地仅仅能在同一个村集体里面转让，这样市场参与者就有限，价格也就未能全面反映市场的需求情况。

现在不少地方陆续创新的举措也有不少。比如默认扩大交易范围，村集体外的人也可以“买”宅基地；宅基地由村集体统一整理后建设房产，村集体企业再将房产以各种形式进行创收。这些都是在不改变宅基地产权属性的情况下，扩宽宅基地的资产化路径。这种市场化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农村村民建设住宅，应当合理利用和集约利用土地，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整体规划划、村庄和集镇规划使用土地。村内有空闲地可以利用的，不得占用耕地建设住宅。宅基地只能在本村集体内流转。根据《土地管理法》，宅基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产，只是一种使用权，所有权归村集体。宅基地既不能买卖，也不能继承，但可以在本村集体内流转，经过土地管理部门依法批准，发放证件。

延伸阅读

主要问题：

1、各地规模浩大的拆村运动，打着各种旗号，例如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小城镇化等。也有对应政策推出，诸如“村改社”、“宅基地换房”、“土地换社保”等等。各地都在规划着，要在一个很短的期限内，将域内农村“大变样”，民居改楼房。这样的运动热情与各省市对国土资源部(下称国土部)一项政策的“欢迎”密切相关：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2、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之前，尝到土地财政甜头的地方政府，都在辛苦“寻找”土地中。中国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用地的矛盾发展到很尖锐的程度。如何“找地”，也成为各地国土部门的首要任务。

3、被夺宅基地的农民，根据国土部的试点管理办法，增减挂钩严禁违背农民意愿、大拆大建。但在一些地方，强拆民房，强迫农民“上楼”的事例，已有发生。管理办法要求要在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复垦潜力较大的地区试点，现实中，不顾实际情况，“一刀切”拆并村庄的做法，非常普遍。

4、管理办法还要求，妥善补偿和安置农民，所得收益要返还农村，“要用于农村和基础设施建设”。但在有些地方，政府拿走宅基地利益的同时，甚至还要求农民交钱住楼房。在江苏省邳州市坝头村，村庄被整体拆迁，当地建设了数十栋密集的农民公寓，要村民补差价购买。因补偿款购买不起足额面积楼房而自杀的现象，2010年1月当地强制农民上楼，十多人被打伤住院。

5、除被要求交出宅基地之外，今后农民要获得宅基地，将成为难题，在全国多个地方，宅基地上建筑不再批准动“一砖一瓦”，也不另批宅基地。村民如有住房需求，需要拿宅基地住房换楼房。失去宅基地的农民，还将面临生活、生产方式转变。对于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说，生活成本增加和耕种不便，成为最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