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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业化的几十年，城市不断从农村汲取土地、人力等一切可被称之为财富的资源。城乡二元结构之下的农村，仅能远远眺望城市的繁华背影。

　　成都，2003年开始“城乡一体化”改革，力图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赋予城乡同等的发展机会。2008年，步入改革深水区的成都，启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在赋予农民土地基本权益的基础上，形成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

　　2008年3月30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第一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诞生在都江堰市柳街镇鹤鸣村，持有人是鹤鸣村村主任、7组组长余跃。余跃1975年就开始担任生产队队长，在他看来：“这次改革，可以说是第三次土地革命，将解决农村的致富问题！”

　　改革的第一步，就是确权颁证。第一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诞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由于触及农民切身利益，矛盾冲突是少不了的。余跃感慨：“都说计划生育是农村天下第一难，但这个改革比这天下第一难还要难上三分。”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只有574户村民的鹤鸣村，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乡里乡亲的矛盾如何化解？改革后的鹤鸣村走向何方？第一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背后隐藏的故事，将告诉我们答案。

　　开动员会 拍红了巴掌

　　“2月底，上面来人在村里连续调研了两天。”村支书刘文祥、村主任余跃起初并不清楚改革到底改什么。来调研的人只是简单告诉他们，要统计村集体和农户的耕地、宅基地的数据，摸摸鹤鸣村的家底。

　　2008年3月2日下午，村里又接到通知，要求开全村产权制度改革动员大会，还特别强调“不准对外交流，不准对外报道，不准对外宣传”。坐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刘文祥和余跃突然意识到，这恐怕是件大事。

　　3月3日，成都市市长助理周鸿德、都江堰市委书记刘俊林来到鹤鸣村。“产权制度改革、确权颁证是啥意思，改些啥子？”村民私下悄悄议论着陌生的名词。刘文祥还记得，刘俊林当时举了个例子，很多老百姓听懂了。

　　刘俊林说，确权颁证就是弄清楚每户农民有多少土地、房屋、林地，并把代表权属的本本发给农户。有了本本，就可以用房屋产权进行担保贷款，去搞农业项目，搞规模经营。双流的羊肝菌出口，一亩地一年产值1.5万美元，没有规模经营是难以实现的。不愿意搞农业的，也可以把土地流转出去收取租金，确权后更有保障。

　　这天，除去外出打工的，鹤鸣村的村民都挤在村委会的院坝里，边听边讨论，后来掌声四起。刘文祥说，他当时坐在一旁，拍红了巴掌。

　　刘文祥并不知道，从2008年1月2日成都市委、市政府下发《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的意见》意味着成都的产权制度改革正式推开。2008年春节期间，成都市四大班子召开研讨会，讨论改革细节。

　　对成都来说，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不仅仅是还权赋能，让农民与城镇居民一样享有同等物权，更是在寻找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市场机制。毕竟，缩小城乡差距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不通过市场是找不回来的。

　　村主任余跃经历了1980年、1998年两轮土地承包。他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第一轮土地承包，老百姓的积极性很高，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土地调了，对农民增收作用不大。”他希望，成都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能真正解决农民致富的问题。

　　不过，余跃心里有些忧虑。1980年，鹤鸣村作为都江堰市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首个试点村，也曾经开过一次动员大会。那次上午才开完会，4组的村民下午回去就把地分了，每家一律根据土地肥瘦，各分得肥瘦地块若干。经过几十年的变化，村民间建立在土地上的关系比以前要复杂得多。这一次还能如此顺利吗？

　　“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会比较麻烦。”刘文祥说，上面考虑到改革涉及利益较多，就选择了全村最小的组7组作为试点。即使如此，这个只有37户84位村民的组，仍然发生了许多个关于土地的故事。

　　过去“丢地” 现在都想要地

　　提出7组作为试点，余跃就预感这是个苦差事：“过去有些人‘丢地’，现在又想把地要回去，当初接地的人肯定不愿意。一来一去，矛盾肯定不好解决。”

　　余跃口中的“丢地”，是指90年代到停止征收农业税前，农民宁愿外出打工也不愿种地，把土地退给生产队或送给别人种的现象。他说，当年的农村，聪明人都出去打工了，只有老实人才留下来干农活。“农业税有130~150元，再扣除肥料、农药，种一亩地一年也就挣100多元钱，比起打工差得不是一点。你说，谁愿意要地。”

　　在余跃印象中，当年鹤鸣村多次上演这样一幕：稻谷收了，村民找到组长：“某某组长，土地在那，我不要了，你看着办。”

　　有一年，7组甚至有多达10户人提出“丢地”。其中，有的是外出打工的，有的是嫁了女的，还有的是娃娃上了户但不要土地的。说到这里，余跃一脸难色：“都丢给我这个组长，我咋办，11亩地我种得下来？”余跃还是想了个办法，要“丢地”可以，但需要农户自己去找人“勾兑”，勾兑好了，有人接地，余跃再把地划转到别人名下。“如果没勾兑好，那我还得追着他要农业税。”在当时的鹤鸣村7组，不少老好人种的土地特别多。其中，村民王明祥就种了8亩多，将近一半是别人丢出来的。

　　听说改革后土地可以流转获取租金，每亩地每年还有400元耕地保护基金。原来是“鸡肋”的土地突然金贵起来，原来“丢地”的，现在要地了。余跃说：“甚至有些私人勾兑的，反口不承认了，说是你队长当年把土地给他弄出去的。”

　　10年前，刘怀俊把1亩8分地给王明祥种，而如今要确权，刘怀俊想把地要回来了。他找到村上，说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这块地写的是自己的名字，应该归自己。而王明祥觉得：“当年你要去打工，把土地拿给我，我贴化肥、贴农药，还交了10年农业税。凭啥你想要回去就要回去！”

　　村干部夹在中间不好办，只好在7组选了3名社员代表，组成调解委员会，说说话、吹吹风。王明祥想了想告诉余跃：“那这样，他要他这1亩8分地可以，我帮他交了10年农业税，一年算150块，10年就是1500块，喊他把这个钱退给我，我就把这个地给他，相当于我给他当田保姆。”余跃跑去刘家一说，刘怀俊又不干。

　　反复做思想工作，王明祥又说：“这样，我不拿难题给组长做，也让他过得去。这1亩地，我们一人一半。”

　　最后，两家人当着调解委员会成员签字画押。正式确权时，9分地分别写在了两家的产权证上。

　　在调解委员会的基础上，鹤鸣村组成了议事会，矛盾都在议事会里讨论解决，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刘文祥说，如今，这个最初以解决矛盾为目的成立的议事会，已经成了村里大大小小事务民主决策的机构。

　　土地流转 盼规模经营项目

　　2008年3月30日，余跃领到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集体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其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编号是“510111”，这张见证历史的证书已经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听说会给我们重新出具一份证书。”余跃告诉记者，刚刚拿到几个本本时，并没有认识到它们的价值。直到一家公司与鹤鸣村达成了土地流转协议，包括余跃在内的很多鹤鸣村村民，才感受到确权颁证带来的实惠。

　　刘文祥说，鹤鸣村历来不富，被当地人称为“夹皮沟”。“这是是一个纯农业地区，不靠山、不靠水、不靠路，老百姓要想挣钱只有外出务工，多少年都发展不起来。就说村干部，人家发达地区是人人抢着当，我们这里是人人都不想当，搞不起来。”

　　对鹤鸣村来说，在土地上发家致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却让这个纯农业的村庄看到了一丝希望。

　　6月，通达农业生态有限公司通过土地流转获得了鹤鸣村约1100亩地的经营权，用于种植蔬菜、花卉。流转土地的村民每年每亩获得与850斤大米等值的租金，约折合人民币1200元。

　　“以前说土地没得搞头，现在看也不尽然。”余跃说，村里的代鹏权夫妇，把全家的5亩地都租出去了，每年能获得6000多块租金。“他们两口60多岁，出去打工难，但在蔬菜基地打工还是可以的。每天8小时，男的30元一天，女的25元一天。超出8小时的，还算加班费。上个月，他们就挣了35天的钱。这样算下来，两口子在土地上一年能挣将近3万。再算上粮食直补款、耕地保护基金，收入增长了好多倍。”

　　余跃说，确权颁证的好处，是农民可以放心大胆地把地流转出去，而农业项目投资方能放心大胆地租地，不必担心由于权属不清造成的纠纷。“土地面积完全以产权证为准，不会出现1亩地说成1亩3分的造假行为。”

　　在搞土地流转之初，还有不少村民不愿意，由于无法连接成片，有的投资方只能放弃某些区域。“老百姓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他看到好处了，自然就愿意了。当初不愿意的老百姓，好多后悔了，那也只能等下一次项目引进了。”余跃希望，能够更多农业项目被放到鹤鸣村。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给农民、投资者都吃下了定心丸。2009上半年，成都全市新流转农村产权44897宗，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这项数据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