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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少观点表示，我国农业落后，其最根本原因是国家补贴不够。实际上，这样的观点很危险。从数量上看，我国农业补贴不及OCED国家水平，但也财政支出也不算低。更重要的是，如上所说，农业真的不补贴不行吗?这个问题具有较大的欺骗性。我们只看到“发达国家的农业有补贴”，而且“其农业在国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但却无法解释其中关联性，因为有相关性的两个因素，不一定构成因果关系。如上所说，当前发达国家维持巨额农业补贴，很可能是出于政治的，而非产业发展上的需要，美国、欧盟和日韩，事实上都深陷农业巨额补贴的泥淖中，进退两难。而近年，美国也一直在推动农业法案的改革，削减农业补贴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

　　我们真正要理顺的是，我国粮食价格高企背后的各种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培育一个完善的粮食市场，生产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摆脱低水平循环。

　　对于我国粮价持续上涨，以至当前处于世界高地?总体可归结为制度成本、生产成本、流通成本和国际竞争成本四方面的高企。包括以中间环节为主的补贴政策——托市政策是粮价持续上涨的根本原因;生产成本的抬升以及生产模式的落后;粮食流通环节的漏损较大，流通成本增加;从国际竞争的角色看，卖家会比买家更有动力降低价格的等四个方面原因。

　　其中，生产模式的落后严重制约着粮食行业的发展。

　　正如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所言，中国制造所获得的成就，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就其核心武器只有一项，那便是成本优势。我们拥有土地、人力、税收等优势，且对环境保护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因此形成了制造成本上的巨大优势。可如今，随着各项成本的抬升，性价比优势已经簿如刀片。如果把“粮食”也看作“中国制造”的产品之一，我国粮食生产也面临着各项成本上涨的问题。近年，我国粮食生产成本的抬升主要还是体现在雇工成本上。在农村劳动力富余，刘易斯拐点未来到之前，劳动力的供给趋于无限，意味着只要向劳动者提供足够让其生存下来的报酬，其就会出让自己的劳动力，这样的发展阶段与我国粮食小规模生产模式是相适应的。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变得越来越值钱，刘易斯拐点到来，雇工成本就会不断提高，此时就与原有的生产模式发生冲突，导致生产成本大幅攀升。

　　中国也正处于这样的转型之中，原本的低劳动力价值现在上升了，而生产模式仍未出现根本改变，必然会导致生产成本大涨。而邻近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则仍享受着低劳动力成本的红利，因此，尽管这些国家没有实现规模化生产，但却能够保持较低的成本，使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保持竞争力。

　　“规模化”的生产模式与生俱来地与“降低成本”相关。因为规模化的背后是“标准化”和“机械化”，意味着大量的“可复制”的工业程序，这使得总生产成本能够摊分在更多的产品上，从而降低单个产品的成本。现阶段，农业规模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但必须注意，这不是规模化本身的问题，而是“行政化”所产生的问题。规模化首先必须是一个基于利益考虑的自愿的“市场行为”，而不是强迫性的“行政命令”。

　　土地流转是实现农业规模化生产的基础。近年来，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土地碎片化以及产能落后给粮食安全带来的隐患。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系列新政。这些政策都备受瞩目，被看做是中国释放土地产能、振兴农业的重大改革。这些都表明，农业土地流转工作正在积极地推进，由此出现的新型农民，将不再是被动束缚在土地上的人，而是主动选择土地的人，促使其化被动为主动的，可能是利益、兴趣或者使命，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都具有了以职业化经营农业的主观能动性。

　　总体而言，制度的改革才是释放粮食行业新活力，切实提高粮食竞争力的根本。除了土地流转制度之外，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决定因素的价格机制改革、旨在降低流通成本的流通体制改革，以及提倡“适当进口”的粮食安全新战略，这些都是新一届政府要推行的改革重点。改革是必然趋势，“政策市”要变成“市场市”，只有这样，才能培育出职业化的新农人、产业化的新农企业，以及高度发达的粮食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