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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法治周末

　　 4月10日，博鳌亚洲论坛就“城镇化”这一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主题是“人的城镇化”。参与这一分论坛专题讨论的中外嘉宾包括：美国洛杉矶郡监事会委员兼都市交通委员会主席迈克尔?安东诺维奇、彭博有限合伙企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纽约市前副市董德融Daniel Doctoroff)、印度计划委员会委员阿伦?迈拉(Arun Maira)、北京市副市长陈刚、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港铁首席执行官韦达诚(Jay Walder)、海南省副省长王路。

　　 与会嘉宾分别就中国城镇化的实质、如何解决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难题和解决“大城市病”进行了深入讨论。他们认为，中国城镇化的实质是让农民进城，“农民市民化”是这一进程的终极目标。在此进程中，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侧重于向进城的农民提供与原有城市人口均等的教育、住房、医疗等公共服务。为了顺利推进这一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城镇化进程，政府应该将中国的城镇化问题与中国的整体宏观农业战略和社会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起来统筹进行全盘考虑。

　　 避免单纯的土地城镇化

　　 “城镇化”也是今年博鳌亚洲论坛的热门话题，不少参会嘉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4月9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转型、创新、升级—探寻消费增长‘新丝路’”活动上，安佰深股权投资集团全球合伙人及大中华区总裁张曦轲表示，中国城镇化必须实现两大跨越。中国历史上的城镇化可以简单称之为土地的城镇化，因此，第一个跨越必须从土地的城镇化变成人的城镇化，把农村人口真正变成城镇人口，享有同等待遇；第二个跨越则是把新增城镇人口变成真正的消费者。　　他指出，必须要防止在城镇化以后，从城乡“二元结构”转换成城镇内的“二元结构”，即新城镇内出现两个不同的阶层、两种不同的结构，而不是一个融合的新城市。

　　 据笔者了解，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城镇化是非常成功的，日本城镇化进程主要是依靠工业化的强有力推动。日本工业企业的迅速发展吸收了众多农民进城成为城镇居民。日本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促进了日本城镇化的提速。针对大城市发展过于集中而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出现“过疏化”的现象，日本政府在工业化成功后投入大笔资金在全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发展。

　　 在当天“人的城镇化”分论坛上，纽约市前副市长董德融认为，一座城市治理得好不好，有若干指标，比如说城市给予人们迁入和离开的自由，并且城市因此得到良性的循环；城市将收益投入到环境、医疗、教育、安全等公共服务中，改善生活；城市的发展速度是稳定的而非飞速等。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认为，要想有效化解中国城镇化难题，必须实现“两个统一”：一是让农村与城镇户口统一；二是让建设用地和农村土地统一。潘石屹认为，目前中国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城镇化的发展，虽然放开户籍限制可能导致农民大量急剧涌入城市，但出于社会公平正义的考量还是应该放开户籍政策，从而让农村与城镇户口实现统一。

　　 他还认为，建设用地和农村土地应该统一的主要理由是目前城镇发展中没有足够的土地供应导致了房价居高不下，如果政府将城镇建设用地和农村土地统一结合起来就可以有效缓解这一土地供需矛盾，进而平抑房价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国外如何应对“大城市病”

　　 在当天“人的城镇化”分论坛上，北京市副市长陈刚表示，针对北京严重的雾霾现象，北京市政府从资金和手段两个层面都已竭尽全力。2013年，北京光治理空气污染就投入700亿元人民币(6.2429, 0.0053, 0.08%)，并用立法的方法来解决空气污染问题，这在全国还是首次。

　　 陈刚透露，北京解决“大城市病”的下一步计划是“瘦身”，在某些不符合首都定位的行业要实现“零增长”。在能源方面，做到四环以内无煤矿，重点在农村地区改变生活方式；在空气污染方面，要解决工地扬尘问题，实行运输车辆密闭化等措施，并采取与各负责单位签订责任状等方法加强落实。

　　 “大城市病”是任何国家城镇化进程中都必须面对的艰难挑战。与会嘉宾认为解决“大城市病”需要多面出击。首先政府应该致力于解决环境问题。美国都市交通委员会主席迈克尔?安东诺维奇认为，洛杉矶的做法可供中国借鉴。美国洛杉矶大力推广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来控制污染，并采用市场化手段，如碳、空气和水污染及能源使用的税收和交易制度，实现环保目标。

　　 陈刚表示，今后北京在交通方面，将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迈克尔?安东诺维奇也强调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的作用。美国的城镇化就是以交通运输设施建设为先导，夯实了城镇化发展的基础。迈克尔?安东诺维奇提到，洛杉矶有几十条高速公路纵横穿过市区，免费高速通道一般通行时速均可达100公里以上，可以保证出行者控制出行时间，从而增加公共交通工具的利用率。

　　 陈刚表示，想要根治“城市病”，北京还要采取创新方法，走区域共同发展的道路，发展城镇群解决特大城市过度膨胀的问题，让城镇化实现就地就近城镇化。下一步，北京将把部分不符合定位的职能分离出去。

　　 与会者认为应该积极发展城市群，实现区域共同发展。据笔者了解，韩国在城镇化进程中着力打造“卫星城市”以缓解大都市压力。韩国在上世纪60年代走上快速工业化道路，农民大量涌入城市，首尔、仁川等大城市人口迅猛膨胀。鉴于此，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提出了“建设卫星城市”的政策，兴建了十多座卫星城，包括首尔、仁川和京畿道在内的首都圈就此形成。

　　 国外城镇化资金来源多样化

　　 据介绍，美国是世界上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城镇化率高达85%。美国城镇化进程以大城市群建设为主体，以中小城镇建设为重点，构建多层次城镇体系，从而实现城镇的均衡发展。与中国不同的是，在美国城镇化过程中往城镇迁移的人群基本是中上层人士，而中国绝大多数是农村人口。

　　 在“人的城镇化”分论坛上，北京市副市长陈刚向纽约市前副市长董德融提问，当纽约经历城镇化、大量人口涌入导致住房等公共服务短缺时，解决问题的资金从何而来？

　　 董德融回答，直到现在，纽约市的住房供给仍很紧张。若遇上财政紧缩，纽约市政府难以找到额外的资金来解决这一难题，便与城市银行合作补贴项目。政府与开发商合作建房，并予以补贴。

董德融随即强调，在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财政是否稳定十分重要。目前中国城镇化正进入下一阶段，需要理顺解决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财政关系。除银行外，地方政府还需找到合适的融资渠道。只有财政稳定，才有成功的城镇化。

　　 此外，迈克尔?安东诺维奇认为，美国城市化注重对现有社区的改建和对现有设施的利用，强调减少交通、能源需求及环境污染来保证生活品质，这是一种较为紧凑、集中、高效的发展模式。

　　 也有与会嘉宾提醒，中国城镇化是一个非常的缓慢进程，也是中国经济社会管理领域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面权衡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战略和具体实施步骤，在借鉴他国城镇化经验的同时也要根据自身城镇化进程中的实际情况和具体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使之有效地适应和契合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实际。美国和日本在城镇化进程的后期都经过金融危机引发了房地产泡沫的崩溃，因此中国城镇化进程提速前期就应该注重规避风险，只有这样，中国城镇化进程才能加速并得到健康发展。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亚太部博士，曾任职于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