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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陕西传媒网-陕西日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早在世纪初就预言，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镇化。李克强总理今年3月考察江苏、上海时强调，持续发展经济要以农业现代化支撑新型城镇化，有序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按照陕西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的部署，今后5年全省要实现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三个翻一番”，城镇化率达到60%。由此可见，从世界到中国再到陕西，城镇化都是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着力点。笔者认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应当切实注意以下几个关键的理念性问题：

    一是城镇规模的问题。

    相对于乡村，城镇具有人口集聚效应，一定的城镇规模，能够形成规模经济，但是城镇规模过大，却一定形成规模不经济。反观近年来我国一些大型城市日益明显的由于城市体量太大造成的城市病，“摊大饼”式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造成的空气污染、管理成本飙升、交通拥堵等问题日益严重。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一定要在城镇规模上适度化，要追求城镇功能和产业布局的优化、生活的舒适化、建筑的诗意化，要努力在“小即是美”上做文章，反对一味的贪大求洋，盲目追求城镇规模。

    二是城镇规划的问题。

    城镇规划是一个大问题，科学合理的规划不但能有效防止重复建设、资源浪费，而且能够从总体上提升居民的幸福指数。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经提出过“山水城市”的规划理念，实际上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大城市的城中村改造中，“城市里的村庄”消失了，但是拔地而起的楼群密密匝匝，不但切割了都市的天际线，而且很多社区几乎就没有一块可供疏散的空地，一旦发生像“5·12”这样的地震或者火灾预警，几乎所有的社区居民将无处疏散，灾害发生前重要的逃生空间被挤压殆尽。作为政府规划部门，如何从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等方面发挥好“守夜人”的职责，将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一场汇集“经济利益、工程智慧、法治建设、发展水平”，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艰难博弈。

    三是城镇管理的问题。

    城镇的管理迥异于乡村，如果说乡村治理是基于农耕文化的一种无为而治，这种管理模式典型的特征是熟人社会、松散、慢节奏等，那么基于工业文明的城镇管理则是陌生人社会、网络化、快节奏等。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很多城市时不时爆出的“城管”与老百姓的“流血冲突”不断搅动着新闻媒体的眼球，也聚集着人民群众的不满。这种冲突除了执法者与市民的素质以及双方的有效沟通等枝节问题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城市管理缺乏科学性、人本化。比如，一个城中村在城市的某个区域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由于城中村的人口结构、消费习惯、收入水平等原因，露天市场或者夜市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城中村已经变身为摩天大楼了，但是群众的消费需求依然存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城管如果非要取缔这种市场，表面上看是和极少数商贩在对立，实际上是和整个社区的群众需求惯性进行对抗。其结果只能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实际上，堵水不如疏水，与其与人们的需求对抗，不如在城市里开辟一定的露天市场，给低成本商业、服务业提供一个相对规范的经营场所，既便于管理，又促进了就业，还缓解了矛盾。与此类似的诸多城市管理问题，都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应当未雨绸缪的。

    四是城镇文化的问题。

    文化是城镇发展中不可小觑的软实力，城镇化如果没有健康向上的主流文化作支撑，再漂亮的建筑也只是钢筋混凝土的原始森林。文化不只是图书馆、电影院、学校等硬件，文化还有对变身为城镇居民的新市民的塑造问题。要通过宣传、引导、鼓励培育群众的市民意识，大到价值观、城市精神，小到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等，再进一步，还可以引导培养垃圾分类等与国际接轨的生态文明行为，再辅之以不断优化的公共设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文化激励作用将会发挥更多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