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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权利能不能享有，前提当然是对权利的明确，但更关键是对权利的保护。土地确权后，农民会具有三权三证，农民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农民宅基地的使用权、宅基地上自建住房的房产权，和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证、农民宅基地使用权证、自建住房的房产证。这三种权利和三个证件是受法律保护的。但是从城市及以往经验来看，这种保护也不是十分可靠，城市居民一般没有经营性土地，就以宅基证和房产证而言，近年来之所以频频出现出现强征强拆现象，并引发群体事件和恶性事件，显然是政府官员忽视了居民的这两权两证，法律也显然没有保护到位。土地承包权比宅基地使用权、房产权显然更为复杂，保护起来也难度更大。

　　一是土地所有权的实现问题。集体土地所有权，既存在着主体缺失困境，也面临着主体消失的问题，还存在着难以实现的问题。当然，在土地所有权上，所有人，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人，也不管中外，都是有限所有权，所有人绝对都不可以把土地出卖给它国，但拥有一定限度的处置权。确权后，承包权被进一步强化，承包土地和宅基地几乎成为农民自己的私产，土地所有方集体的权利如何体现。土地、包括宅基地，承包人、使用人有出租、流转的收益，甚至将来可有上市交易的可能，但作为所有方的集体在这一过程中，既不能参与管理，也不能从中获得收益，甚至缺乏话语权，即使是承包期限延期也是政策给定的，这是否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政府干预市场。从长期来看，忽视土地承包权、损害农民利益肯定是不对的，但忽视集体所有权、造成集体成员利益差距拉大，肯定也是不行的。

　　二是用地规划需要提高层次。有的专家将农地问题归结为城乡二元制，其实也并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虽然城乡二元阻隔，是制约我国改革发展的重要问题。但是没有看到，规划用途和管制是高于所有制的，土地开发利用在任何国家都是严格控制的，都要受规划与法律的管控。目前我国土地使用存在双重浪费，农村宅基地5亿亩，外来打工人员在家乡的宅基地上建起新房，却不去居住，浪费数量惊人。另一方面，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始终快于人口城镇化。据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2012年3月披露，1990年到2000年，土地城镇化的速度是人口城镇化速度的1.71倍; 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土地城镇化速率是人口城镇化速率的1.85倍。当前我国的土地规划权力在政府，用地审批权力也在政府，各级自己给自己制定规划，自己给自己当裁判，规划执行缺乏监督和强制力，往往是领导一拍板就能更改，给随意更改规划创造了条件。规划体系也不完整，基本上是有总规，缺详规。确权只是增加了农民与政府、市场议价的权力，但不能从根本上防止土地征占乱象。我国土地规划应该上升为法，或者由人大制定，明确规划的法律本质，真正做到规划即法，才能减少土地的滥用和随意征占。

　　三是加强土地用途管制监督监控。确权给了农民较大的自主权和财产权益，给土地流转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会有力释放农村改革红利，推动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富裕。但可能伴随更多的企业囤地、转变用途等不正常现象，出现更多的类似小产权房的管理难题，必须从源头、从开始就扎紧红线，强化用途管制。当前，技术手段已经能够做到适时监控，必须加大监督执法力度，发现问题必须及时纠正，才能使土地使用真正进入理性轨道。

　　确权是土地制度改革的序幕，不可能解决涉及土地的所有问题，但作为基础性、起始性工程，必须要跟紧配套措施，各项改革要有序启动，否则，单单确权，不仅收不到预定效果，还可能使农村改革局面更加复杂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