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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以来一系列扶农惠农强农政策的实施，对提高粮食产量、综合生产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仅从宏观层面上，在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目标上政策导向意义明显，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并起到了明显的激励作用。宏观政策的微观结果是，农业补贴改变了农民的土地经营预期收益，从而改变了农户经营土地的策略和方式，对土地流转产生了影响。

　　农业补贴政策的收入分配效益影响土地流转

　　农业补贴具有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和收益，但如果补贴较低，无法改变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的比较收益，此时补贴以收入效应为主，而替代效应和产出效应不明显。由于农户之间资源禀赋(包括人力资源)存在巨大差距，同样的农业政策对不同的农户可能产生不同的收入效应。

　　农业税减免和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主要作用是提高地租：随着农业税的减免，土地租金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两者之间表现出负的相关性，而农业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则与土地租金表现出正的相关性。受补贴的影响，农户对未来农业收入预期的增加、“惜地情结”严重，不利于流转土地的供给。　　

　　耕地流转的双方在协商租金时，均将粮食补贴作为租金的全部或其中的一部分，形成了“粮食补贴即是租金”的惯性，结果抬高了实际种粮农民的种粮成本，影响了土地流转市场的长期稳定，严重干扰了耕地流转价格体系的形成。　长春农业用地转让

　　总之，农业补贴成为农地价格和地租上升的一部分，而流转成本的升高又对土地流转起到抑制作用，从而影响了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但是，粮食补贴政策一定程度上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成为解决土地利用细碎化、闲置及撂荒等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农村十分普遍存在的“熟人”之间无偿或近似无偿的土地流转减少外出务工导致的“抛荒”现象，究其原因在于价格支持政策有利于促进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

　　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人地固化”抑制土地流转

　　粮食直接补贴在农业补贴体系中，与土地流转的关系较大。粮食直补的对象是种粮农民，政策目标是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粮食直接补贴政策设计初衷是“谁种粮谁受益”。许多地区直接补贴只针对耕地的承包者，而不是土地的使用者，这种现象极为普遍。也就是说，农户将土地流转给其他农户，仍可获得粮食直补。

　　这种“谁的土地谁受益”的现实与“谁种粮谁受益”的政策相悖。基层政府把补贴款发放给土地流出方，而不是种粮大户，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把补贴款发放给土地流入方会提高土地的流转费用”。粮食直接补贴政策补承包者、不补使用者，补流出者、不补流入者，并出现“人地固化”。粮食直接补贴没有体现出对种粮大户的政策激励，已经不适应土地大规模流转的情况下农业发展的需要，影响了土地的正常流转，客观上不利于农地规模经营的形成。

　　农业补贴政策引发土地流转纠纷

　　粮食补贴政策带来农地预期价值的增值，由此对土地流转造成不利影响，乃至农村土地纠纷。这是农业补贴的利益调整引起的。同时，利益关系的调整传导到外出务工农民身上，也引起了土地流转纠纷：对农民的直接补贴会吸引大量的已经转移的劳动力回流。他们纷纷中断以前的土地流转合同，从而引发了许多纠纷，不利于土地流转形成土地的规模经营。已经转移的劳动力之所以回流，是受到利益驱动，是“谁种粮谁受益”的政策目标与“谁的土地谁受益”政策实践相背离引起的。

　　农业补贴政策的利益调整与刺激效果以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即“谁的土地谁受益”势必会造成现承包户与原承包户和村委会之间的矛盾，以及上访等问题的发生。在过去二轮承包时放弃承包土地或者承包地转让或转包出去的外出务工农民提出要回承包地，这也是当时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试点及立法的背景。总之，农业补贴发放的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受补贴利益主体调整和政策执行的偏差，使得农业补贴与土地流转之间产生了不协调乃至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