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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官方微信消息称，9月10日，中央新闻媒体采访团赴雄安新区集中采访。雄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刘宝玲向记者介绍了新区的发展情况，对雄安新区未来的住房政策等谈了想法。未来雄安新区将实行租售并举的住房政策，拟为创业、就业者提供租赁住房，租赁超过十年可以买，一定期限内不能卖。

刘宝玲表示，未来雄安新区，将在房地产方面进行创新，租售并举。他说，“雄安新区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要满足各种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不留炒作空间，实行租售并举的住房政策。”

刘宝玲举例说，比如房子在租住10年以上可以购买，持有20年以后可以出售；出售的时候除去购买成本，政府以略高于同期银行利息的价格收回。

各乡镇人民政府，市政府各有关部门，市直各有关单位：

经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将《井冈山2016年消灭危旧土坯房和撂荒土地财政奖补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6年9月22日

井冈山2016年消灭危旧土坯房和撂荒土地财政奖补办法

　　据报道，房地产税改革向前推进之路虽历经坎坷，但步伐从未停歇。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作为未来的新增税种，房地产税将由现行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而成。房地产税将由各地地方税务局征管，全部税收收入将划归地方，成为地方税源的重要补充。

　　房地产税自纳入动议以来，就承担社会两大期望：一是通过房地产税抑制投机需求，从而缓解楼市过热;二是房地产税划归地方之后，理顺分税制下的央地关系，地方一旦获得稳定税源，土地财政有望得到终结。

　　然而，指望房地产税降低房价有些不切实际，寄望房地产税终结土地财政又过于乐观。不可否认的是，房地产税的确有抑制投机的功效，但决定房价的根本还在于供求关系，发达国家有征收房地产税但房价依一路向上的案例，内地也有上海重庆试点房产税却未对房价产生抑制作用的先例。所以，房地产税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投机，想让房价缓下来，还需要更多配套的改革，譬如理顺土地市场、加大保障房建设等等。

　　至于土地财政，虽然分税制的确是土地财政的源头之一，但土地财政之所以如此疯狂，却不全在于分税制。事实上，卖地财政最为火热的地方，并非是财政最为紧缺的地方，多半都是一二线大城市。所以，土地财政的背后是不受约束的权力冲动，如果不能对此形成约束，那么房地产税更可能为地方多增加一种税源。

　　随着宏观经济和房地产市场转冷，各地方政府财政的卖地收入大为缩减，捉襟见肘之态立刻显现。“土地财政”长期以来饱受诟病，现如今在转型背景下成为全国性的挑战。

　　一些地方政府不仅在资金收入上依靠土地，连做事方法都围绕着卖地来，一旦撤下这道菜，简直就没有办法拿筷子了。如今国家大力推进“制造业2025”战略，地方理应承接这个思路。

　　过去六年当中，地方政府依靠转让土地获得预算外的巨额资金，总量有十四万亿之多，相当于去年全年的预算内收入。在一些一线和二线城市，有一半甚至更多的财政资金来源于卖地。这种现象有点类似于“荷兰病”。20世纪50年代，荷兰发现大量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炼化等工业迅速发展，产业结构、外贸顺差和政府收入越来越依赖于能源，农业和其他行业受到挤压，导致制造业的没落和政府开支的居高难下。我国地方政府手里的土地资源与荷兰的油田类似，对财政形成了过度的支撑，同时吸引了太多的政府资源，一旦土地市场发生震荡，“荷兰病”就可能急性发作。

　　    提要：财政部数据显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即俗称“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在2015年1-4月更至32%，而在2013年这一数据曾接近60%。

　　    什么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是指一些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属于基金预算收入，属于地方财政收入的一种。中国的“土地财政”主要是依靠增量土地创造财政收入，也就是说通过卖地的土地出让金来满足财政需求。

    依靠土地出让金增加财政收入的方式并不能长久，将给未来的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性，地方政府对此必须要有足够的警醒，应早日走出土地财政依赖症，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去拓展新的财政收入来源。

    财政部日前公布的2014年财政收支情况显示：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达4.99万亿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4.26万亿元，同比增加1340亿元，增长3.2%。在去年楼市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再创新高。

    去年以来，我国楼市进入调整周期，不仅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与交易量双双大跌，就连一线城市的房价也首次出现环比下跌。为此，很多城市通过取消限购、限贷以及补贴购房等措施来挽救楼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去年一些月份的土地交易宗数与土地出让金总额也大幅下降。但是，全年土地出让金收入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再创新高。人们可能会不理解，去年我国楼市不景气，为何土地还会“大卖”？

    从土地供应端来看，2014年地方财政收入下滑，中央对地方举借债务的限制更加严格，部分地方政府只能在土地出让收入上想办法。多重因素叠加后的结果，就是导致部分地方政府仍然依赖土地财政，千方百计地去卖地，以此带动土地出让金收入增长。数据显示，去年地方卖地收入占比达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

    近期，有关境外游资撤离中国是否会引发中国房价大跌甚至楼市崩盘的观点成为财经热点话题。

    中国房价是境外游资炒高的吗?

    对于这个问题，如果做个调查，我相信没有几个人的回答是“YES”。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游资进入和撤离中国的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美元贬值，人民币走强吸引了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中国。它们之所以进入中国主要是来套汇、套利的,当然这在一定的间接的程度上会推高物价，这种影响必定是在美元的持续暴跌和人民币持续的暴涨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然而，无论是美元持续的暴跌还是人民币持续暴涨都不可能长期存在。此外，游资撤离中国毕竟只是一部分，除非有个统一的“命令”，否则不可能所有的境外游资一夜之间撤离中国，事实上根本不会有这样统一的“命令”。因此，游资撤离中国不会导致中国的房价大跌,更谈不上引发中国楼市的崩盘。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10月29日,就在美联储宣布退出QE的当天，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重点推进住房等六大领域消费,被有些人解读为,是中国及时应对QE退出的措施。这显然是牵强附会。美国退出QE对中国房价不会有什么直接影响。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破两万亿元，达21129亿元，同比增长26.3%。在财政收入增速乏力、地方财力吃紧的压力下，卖地收入再创同期历史纪录。这也意味着，“土地财政依赖症”再次回升。

    土地财政“喊打”数年，却为何沉疴不解，出路又何在呢？

    “土地财政依赖症”又回头？

从8月中旬开始，国家审计署将对过去6年地方土地出让收支、土地征收、储备、供应、整治、耕地保护及土地执法等情况进行审计。此次审计是继社保审计、地方债务审计之后的第三次大规模全国性审计。

“土地财政”是观察、理解当代中国复杂国情的矛盾交汇点。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伴随土地出让收入节节攀升，“土地财政”已经成为各级政府财政收入最重要来源之一，譬如2013年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再创历史新高，达到4.13万亿元，同比增长约45%，土地出让金收入在整个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中的比例更是高达86%，更不用说，此外还有规模同样惊人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系由“土地财政”担保而取得，因此总的来说，如果我们认同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是引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那么“土地财政”就是这种因素之所以奏效的关键抓手。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日益严重的依赖症，结合中国一以贯之的“强政府”治理模式，导致“土地财政”同样成为阻碍中国可持续发展因素的集中孳生地，譬如中国社科院“2013年社会蓝皮书”显示，目前每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约有一半左右由征地拆迁引发；再譬如一路飞涨且每遇拐点即有地方政府出手托底的房地产价格，其所积聚的系统性风险以及对实体经济部门和居民消费、福利的“挤出”效应，早已是人皆可见的经济社会巨大隐患。

上述两方面其实也正是当代中国深化改革、转型发展的“两难”。一方面，形势变迁使得大量曾经有效的制度安排很难照搬照抄继续沿用，而且因为路径依赖问题，对这些制度性扭曲的矫正，势必是一场与时间展开的赛跑；但在另一方面，巨大的利益纠葛以及改革必须讲求的稳妥性、策略性、系统性，又往往使得很多治本之策要么缓不济急，要么还需要等待前提条件重置。

    一个城中村改造工程，“绊倒”了广州市副市长曹鉴燎，端掉了整个村干部班子，牵扯了一批开发商。据新华社报道，今年7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冼村7名班子成员涉嫌贪污受贿案，“腐败铁三角”随之浮出水面。

    早在2008年，《法制日报》就曾报道说部分村干部黑手伸向集体土地，其中的腐败“触目惊心”。这些年过去了，“小村官大腐败”的现象却并没有被遏制，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

    广州冼村城中村改造所牵出的腐败窝案显示，村官的腐败不仅仅缘于位小权大监督缺失，也和更高级官员的“庇护”不无关系。在该案中，村官、市长和开发商形成了“腐败铁三角”，周边商品房价格可达每平方米四五万元的地段，竟然以每平方米25元的“白菜价”租了出去。

    无论是国家所有的土地，还是集体所有的土地，都不应被任何的利益小团体或者个人拿来谋取私利，但是在全国城镇化建设快马加鞭的大背景下，小城市土地价格蒸蒸日上，大城市寸土寸金，巨大的利益带来了巨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