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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各地农村产权交易所建设呈爆发之势，有的地方政府的想法是，先建起来把坑填满，规范完善的事等有人管了再说。自然，各种问题跟随而来，运行维艰生存忧，2016年两会代表们和业内人士为破解这一个个难题也是操碎了心。

“这只是个虚拟地址”

随着中央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视，各地政府纷纷要求职能部门推进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从地级市向县级市蔓延，要么争取速度，“省内最早建立”，要么争取量，“所有县（市）全部建立”，至于如何运行是以后的事情，有官员透露称，“地方政府的想法很简单，不管合不合规，先建立，等部门规范化以后，再做改变。”

2014年秋天，上海市人大代表厉明依据地址寻找上海农业产权交易所时发现来到一个工业区，“这只是个虚拟地址”，工业区的保安看着他提供的地址说到。经过一番寻找，历明最终找到了上海农业产权交易所办公地址，发现5年来它的成交量几乎为零，办公室内的电脑和交易册上满是灰尘。

上海农村产权交易所于2009年组建，另外一边，上海农业产权交易所和上海农业要素交易所作为上海农交所的两个专业市场同时挂牌成立。

历明发现，相较上海农业产权交易所，上海农业要素交易所的硬件设施和工作氛围要好得多，但同样地，几乎没有什么交易活动。

针对全国农村产权交易市场野蛮生长状况，国务院印发《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做了明确规定，要坚持因地制宜，是否设立市场要从各地实际出发，合理布局，不能搞行政瞎指挥；要坚持稳步推进，在有需求、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探索新的市场形式，不急于求成，不片面追求速度和规模。

农村产权交易市场是为服务农村改革而建立，如果忽视市场建设规律，片面追求数量，造成部分农村产权交易所功效形同虚设，还将徒增地方财政支出负担，实在是得不偿失。

谎报成交量生存忧

市场上，数据说话。稍加注意，我们经常能在媒体上看到各地农村产权交易业务的“大数据”，如去年广东省各级平台服务农村产权交易19.7万宗，交易金额约1466亿元；去年上半年合肥市共完成农村产权交易404宗，成交额达10.01亿元。数据凸显了农村产权交易所的光鲜繁荣面，但背后有状况。

首先，成交量有待商榷。如江苏省东海县农村产权交易在交易统计报告中提到，在其成立的前九个月内，累计完成交易526笔，交易额近8300万元，但是严格按照公开交易规范操作完成的仅有97笔交易。据南京农业大学学者分析，东海县农交所可能将县域内发生的私下成交量全部算入，或者指的是鉴证的数量，而不是实际产权交易。这不是谎报交易量的孤例，据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王德福考察发现，某市农村产权交易所声称截至2014年底共完成2030宗交易，但是真正属于交易业务的几乎没有。

交易业务量少是大部分农村产权交易市场的普遍问题，如天津农村产权交易所在自成立至今的五年内只完成了27笔交易，在头三年仅完成了5笔交易。瑞安市中禾土地流转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则因业务量少(只完成两笔交易)而倒闭。

农村产权交易所每年需花费数十万或上百万运营成本，成交量少，这无疑给会带来生存压力。农交所是非盈利性质，但并不是没有收入，部分农交所只对农户个体免费服务，对社会组织还是会收取一定费用。

永州市农村经营服务站站长唐光文谈与土流网合作

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成交量少是多方原因造成的，需要一个个去解决，制度上，确权登记将逐渐解决农村产权缺失问题，观念上，农民工市民化也将增强农户流转意愿，运营操作层面上的问题，亟需农村产权交易所自身更多地从市场角度找到解决之道。

中央近几年特别强调以“人”为核心，比如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政协委员杜时贵参加2016年两会时建议，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也要从人入手，“嘉兴各级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专职从业人员仅有10人，大部分由农经人员甚至会计代理中心的会计人员兼任。既未经过专门的上岗培训，从业人员专业素质普遍较低，也难以承担大量的审查、核实、交易服务等工作，直接影响农村产权的交易质量”。应该通过培训加强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逐步提高农村产权交易专业化水平。

另外，他还建议，政府应引导中介服务机构为各类农村产权交易提供法律咨询、产权评估、融资担保、交易、公证等配套服务。这符合李克强总理强调的简政放权要求，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也是在遵循市场规则，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实际上，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在这样做了，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如新疆的昌吉州、安徽的阜阳市、湖南的永州、湖南的汉寿，都与土流网展开政企合作模式，由土流网负责提供全方面的服务工作，如信息发布、实地勘测、市场评估、招商引资和项目开发等，当地政府职能部门专注审批登记和管理监督工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