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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季稻占80%、双季稻不足10%甚至抛荒近百亩到全部“双种双收”，一年实现了从2100吨到3500吨的增产目标；

　　从传统一家一户分散生产到整村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种粮完成了农民“不愿种”到“抢着种”的重大转变；

　　从乏人问津到一年接待省内外20多次组团学习考察，村庄发生了从暮气沉沉到生机勃勃的崭新变化。

　　这是发生在湖南长沙市宁乡县鹊山村的真实故事。故事的主题是“土地合作经营”、主角是新农民。

　　从默默无闻到声名鹊起，鹊山村土地合作经营靠的是什么？

　　答案是“创新”！一场缘于顶层设计、基层首创的土地经营体系改革创新。

　　“‘三农’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性的地位和作用，因此要以经营体系创新为突破，推进农业生产主体多元化、经营方式多样化。”2015年6月3日，在调研新组建的长沙市农委工作时，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如是说。

　　在2016年长沙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中，市长胡衡华说：“要扎实做到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试点，推广土地合作经营新方式。”

　　在“十三五”开局之年，这或许是对鹊山模式最好的推介，也正是创新长沙践行“十三五”首要理念“创新”、厚植现代农业发展优势的前行动力。

　　新年伊始，记者走进鹊山，探访鹊山土地合作经营的创新之道。

　　土地经营体系重在创新——从守到创：基层首创创新创效

　　守着几分薄田过日子，这是许多传统农民最真实的写照。

　　据该村党总支书记陈剑介绍：鹊山村在籍人口中有849人没有分到地，涉及600户，占全村总户数的一半以上。人地分配的不平衡，加上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多，产生了“有田无人种、有人无田种”的问题。

　　51岁的陈华明是种田的“老把式”，从分田到户后，他想从4亩多田中垦出“大天地”，但种了10年田后，种粮没赚到钱的老陈放弃种田了，在村里开了个杂货店。

　　“十年前，我从田野这个‘大天地’中缩回到小店铺里，十年后我又从小店铺里返回到‘大田地’中。”之所以“重操旧业”，陈华明坦言是陈剑将他“拉”了回来。

　　陈剑认为，真正将村民“拉”回来的则是中央关于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新政策。2014年9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提出：“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

　　这样的政策让“憋”了好久的鹊山村村民看到了新希望。

　　但政策要“落地”，要不等又不靠，在外打拼多年的陈剑决定带领村民摸索出一条新路来。

　　“我们是奔着钱去的，农民种田要赚钱，合作社要盈利，村集体经济要创收。”在陈剑看来，这话虽然俗了点，但表明不是简单的流转，而是村民合作经营，抱团创收。

　　而让全部村民都“抱团”本身就不是件容易的事。陈剑和村组干部为此召开了大小900多次户主会议，最后全村村民用“按手印”的质朴方式赞同开展“土地合作经营”。

　　在鹊山村“两委”的引导下，村民以土地承包权入股组建土地合作社，并由农民自愿以现金入股组建专业合作社，对全村4205亩土地进行统一流转，并划分成60 个50—100亩的生产片区，再采取竞价方式租赁给新型职业农民耕种。专业合作社不参与具体生产，主要负责制定生产标准和提供社会化服务。从而以土地合作社为基础平台，建立了“专业合作社+新型职业农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

　　为了确保农民的主体收益，土地合作社采取“基本分红+二次分红”的收益分配方式，基本分红实行按人口分配，其中有田有人的300元/亩/年，“有人无田”和“有田无人”的按150元/亩/年，对基本分红之外的部分，再按土地承包权入股比例进行“二次分红”。

　　“既确保了农民的主体收益，又协调好了‘三权’的关系。”长沙市农委主任吴石平认为，一方面，在鹊山村土地合作经营过程中，农民既是土地合作社的股东，也可以参与具体生产经营，确保了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始终在农民的主导之下；另一方面，土地合作社将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所有者紧密联结起来，为三者利益有效表达和矛盾协商解决提供了平台，较好地理顺了土地“三权”权利和利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