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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日报

        在中央力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推动农村土地流转也成为时下热门的话题。学界、业界普遍认为，农村土地流转能促使农业从分散化生产到规模化经营，最终能解放农村生产力、提高农民的收益、缩小城乡差距，但对于具体的实践路径则有不同看法，相当多的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研究》（下称《流转研究》）便是四川大学教授刘润秋的研究成果。

　　作者认为，造成土地流转困境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兼顾好各主体利益，因此需要从更高层面、更综合的视野来设计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并通过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来统筹、促进各项综合配套改革，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

　　农村土地流转在全国各地多有实践，路径不一，但在实践过程中则存在一些共性问题。《流转研究》通过分析总结重庆、成都、温州等多个城市的改革实践，认为中国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存在土地产权不明确、政策法规不规范、流转程序不规范、流转市场不成熟、配套制度不完善五大问题。

　　当前，珠海也正着力通过改革创新推动农村的发展，创建幸福村居，推动农村土地流转、激活农村“沉睡”的土地为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是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目前珠海在推动农村集体土地流转上已有了相关的探索和成果，在较短的时间内，珠海已经完成了集体土地的确权发证工作，为下一步推动土地流转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另外，珠海的土地流转制度预计年内出台，该制度将涉及流转的内容、流转的程序、流转双方的责任义务等。但是，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珠海农村土地的流转同样可能会面临书中所列举的复杂问题，这就需要珠海进行更谨慎的制度设计。

　　《流转研究》认为，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已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参与农村土地流转的主体包括农户、集体经济组织、龙头企业、地方政府，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因而，建立利益协商和博弈机制十分重要，这也关系到农村土地流转的成败。

　　以此为参照，在协调利益方面，珠海迫切需要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大力培育壮大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民专业协会、村民委员会等组织，培育土地流转中农民利益表达的“代言人”，保护议价能力较低的农民，改变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弱势地位；同时规范各方的行为，明确政府的责任，防止村干部、村集体侵占农民的收益。

　　流转程序的规范同样重要。目前土地流转以口头协议居多，缺乏书面协议，为以后的土地纠纷埋下了隐患。同时，农村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发展不平衡，没有完善的流转制度和管理制度，难以实现对土地流转的有效管理。而农村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匮乏，也使得土地流转信息不对称，供需双方面临着较大的搜索成本，流转效率低下。

　　从这个层面来看，建立完善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风险防控体系必不可少。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一些企业在获得农村土地的经营权等权益后，可能改变原有的耕地性质，甚至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因此，珠海应该实行严格的用地审批程序，对参与集体建设用地的主体资质进行审核，并对土地流转的资金运作、项目建设进行监督管理，最大程度地保护农民的利益，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约束。

　　同时，健全土地流转的诉求机制也十分重要。珠海需要建立具有公信力的流转仲裁机构，降低双方的维权成本，同时制定具体的补偿标准、土地流转价格协商机制，提供程序保障。

　　另外，土地流转作为一种市场行为也会具有一定的风险，珠海也需要考虑逐步扩大农民养老、医疗保障、住房保障等制度的覆盖范围，并积极推动户籍、农业保险制度配套改革，解除农民流转土地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