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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第十八届中国粮食论坛在长沙举行。赵阳在会上表示：“当前，农业农村的发展形势更加严峻、也更加复杂，倒逼我们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从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两方面来看，农业农村发展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但难点与痛点仍然很多，特别是一些结构性问题日益加剧，”赵阳认为，农业农村发展有以下三个方面最为明显的挑战。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局局长赵阳发表主旨演讲

高成本、高补贴、高价格问题突出

首先，农业“三高”即：高成本，高补贴、高价格问题突出。这是自2004年以来实行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制度，经过了十多年的长期发展，积累了不少矛盾，主要是导致了市场机制的扭曲，市场主体没有了，市场发挥不了有效作用，有人将这种现场称为“国家成为商家、市长替代市场”。

赵阳认为，但这些都还是表象，深层次问题有两个。一是导致资源配置的错位。自2008年到2015年，我国玉米播种面积增加815万公顷，豆类种植减少380多万公顷。一些边际产能不断被开发利用，“镰刀湾”地区和第四、第五积温带都在种植玉米，价格合算，利益驱动，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农产品供需结构失衡现象。二是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大。以地下水超采为例，中国农科院调研显示，华北地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区，自上世纪80年代起，河北一个省的地下水超采就累计达1500亿方，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据环保部公布的数据，70%的江河湖泊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此外，我国化肥利用率仅40%左右，农药利用率35%，土壤受到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面积超过1亿亩……这些数据都在提醒我们，资源环境已经亮起了“红灯”。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乏力

其次，农业竞争力不足和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下农民增收乏力。“农业竞争力不足导致种粮收益、农业综合效益下降，同时，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转为中高速增长，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速下降，在上述双重压力之下，农民持续增收缺乏动力。”赵阳例举了一系列数据：“农民收入增长率最近5年持续下降，2011年是峰值，达11.4%，到了2012年降为10.7%，2013年是9.3%，2014年9.2%，2015年7.5%，而去年是6.2%。”

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率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同时也高于GDP增长率，自2010年以来已经连续7年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收敛状态”。2016年，GDP增长6.7%，农民收入增长6.2%，“双高”变成“一高”，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多年来首次低于GDP增长率。

赵阳认为，随着城镇化发展速度减缓，外出农民工数量增长的减缓，以及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增速下降，农民收入持续高增长难度明显加大。

农业劳力缺用地难融资贵现象严重

第三，三大要素流出农业农村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最为重要的一个挑战，则是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谁来种地、怎么种的问题。”赵阳说，新型职业农民短缺问题非常突出，农民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农村妇女占劳动力的60%，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0%。近年来，房地产开发、商业占地现象严重，自1978年以来耕地减少1200万公顷以上，这不仅增加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不确定风险，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村发展新产业面临用地难的问题。现代设施农业、农产品初加工、休闲旅游等用地不足问题日益突出。

“如果主要要靠商业金融机构来支持农业，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错配。”赵阳认为，金融支持不足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金融机构在农村扮演“抽水机”角色的局面依然没有根本改变。这从以下两个指标就可以看出端倪，2016年，农户贷款余额7.1万亿，占比8%，农林牧渔四大产业（不包括副业）贷款余额3.7万亿，占比仅3.4%。

农业依然是我国重要的基础性产业。从宏观数据上来看，我国农业在GDP中的比重虽然持续下降，但2016年仍占8.6%，显然，金融支持与农业发展的地位极不相称。此外，农业保险虽覆盖广，却标准低，三大主粮的保额覆盖其生产成本的40%。

农业是实体经济中涉及人口最多，结构性矛盾最突出的领域之一。赵阳判断，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将进入一个内外矛盾并存的胶着期，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持续增收的挑战期，也是改革发展政策完善调整的转型期。

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困难和挑战，赵阳认为：“必须坚定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粮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同时，提高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不断培育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动力、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