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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钢材网新闻中心

 　　目前，含山土地流转已占到全县耕地总面积的30%，有规范流转合同的面积是16万亩。含山提出“明确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到2015年，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500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面积占承包耕地的50%以上，即超过25万亩。50%的比例，也是安徽省改革方案中确定的目标。

　　但比流转面积更重要的，是体制机制上的突破，“制定土地流转准入、风险评估和监督保障机制，”这是改革方案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个新机制将如何建设？叶声桃分析说，“准入的标准是什么？谁来进行风险评估？监督保障的主体是谁？政府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都要在深化改革中寻求答案。”

　　不等不靠积极探路

　　“立足自身、结合实际，积极而稳妥地探索前行，努力在试点与示范上破题做文章”，卞建秋告诉《决策》：“含山是示范试点县，起着探路的作用，负有示范的使命。”未来2年时间里，含山的土地制度改革探索，还将会围绕哪些方面展开？

　　“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用作银行抵押，这是遇到的最大问题。”不管是专业大户裴善华，还是大平油脂公司总经理助理崇吉祥，都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

　　从经济本质上来说，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资产，怎样才能激活农民的资产，实现“点土成金”？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这里提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问题，其实早在2008年10月就已开始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中国银监会在中部6省及东北3省选择部分县(市)作为试点，希望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唤醒“沉睡的资产”。

　　虽有国家政策支持，地方也有相应的管理办法，但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还缺乏法律保障，这就造成直接的利益相关方——银行、信用社等机构的意愿不高。沈阳农业大学教授兰庆高对辽宁省305名农村信贷员的调研显示，仅35.7%的受访者表示有开展该项业务的意愿。

　　在农业生产中，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够抵押，基本可以解决种植大户的资金需求。以1000亩地计算，含山目前一亩流转金是每年600元，10年流转期的总金额是600万元，按照50%的贷款比例，可以获得300万元银行贷款。“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全可以做成金融产品，这一块还需要顶层设计。”黄维平说。

　　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需要法律制度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同样呼唤法律改变。

　　黄发儒介绍说，2010年11月，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安徽省政府金融办、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安徽省银监局4家联合发文，规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融资。这也就意味着抵押在法规上已不存在问题。

　　但在实际操作中，虽然改革方案中提出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的“三同”原则，但仍有许多问题急需改革突破。含山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严方红分析说：“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集体建设用地的价格怎样形成？国有建设用地有一套完整的评估程序，而集体建设用地目前还没有定价程序。”

　　其次，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到具体农户不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所有权人相对模糊，主体不明确。进一步来说，是政府要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上市，还是所在村集体申请上市？如果某一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交易成功了，谁来代表所有权人在合同上签字？“含山县对这些具体问题，都在积极探索答案，国土局准备咨询法律界人士，通过什么形式和程序选出来的人是法律意义上认可的，具备行使所有权人的权利。”严方红告诉《决策》。

　　与所有权人模糊相比，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流转收益如何分配，更能牵动各方敏感的神经。

　　实际上，含山对面的芜湖市，早在2000年3月，就已启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并提出了不同比例的分配方案。这里的核心利益关系是政府、村集体、农民分别得多少，即红利的释放主要归谁。“利益分配改革将是农地综合改革的关键，如果利益分配改革不能实现有效化解，其他改革很难向深入推进。”黄发儒告诉《决策》：“这里还关系到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

　　另据了解，国土资源部等相关部门正在讨论制定《关于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意见将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有偿出让、交易方式、收益分配方式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35年前的大包干，总结出了一句话，‘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改革是利益关系的调整，现在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后的收益怎样分配，也需要总结出一句话。”黄维平分析说。

　　与承包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相比，农村宅基地的改革，是敏感性最高的一块地。“建立宅基地退出补偿激励机制”是安徽省改革试点的内容之一，也是引起争论较多的一部分。据了解，宁国已经出台文件开展宅基地退出补偿，而含山计划作为下一步改革的内容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内容1+6，我们不能平均用力、全面展开”，黄维平告诉《决策》：“同样都是土地上的房子，城市国有土地上的房子与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子，是两种物权，这是土地制度造成的问题，就要从制度上来解决。”

　　围绕农村承包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的“三块地”改革，含山选择的突破口和切入点是确权颁证，其目的是为了能更好地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改革红利的释放方向是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让农民捧上“金饭碗”。这是一个系统、联动的改革链条。“改革就是创新和探索，改革的方向是让农民增加实惠，增加土地的财产收益。作为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县之一，含山要做到‘点上开花、面上结果’，形成好的做法和借鉴。”卞建秋说。

　　原标题：界首：土地流转“第一市”的背后

　　《决策》杂志记者：吴明华

　　两年前，当28岁的刘大卫辞去北京的工作，回到家乡安徽界首当“职业农民”时，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但刘大卫有自己的梦想，他不是像祖祖辈辈那样种几亩薄田，而是发展现代有机农业。

　　短短两年多时间，界首一跃成为土地流转比例安徽“第一市”。

　　在上一辈人看来，跳出“农门”又回归农业，让人难以理解；而将自己的土地流转给别人种，很多农民难以接受。然而两年后，这一切都发生了转变。今年初，刘大卫的家庭农场规模已达2000亩。

　　在界首市，像刘大卫这样千亩以上的经营大户有10户，百亩以上的则有700多户，全市流转率达70.3%，远高于安徽同期28.7%的流转水平。而2011年，界首流转面积只占耕地总面积的16.5%。

　　短短两年多时间，界首如何一跃成为土地流转安徽“第一市”？在土地大规模流转之后，又会面临哪些仍待破解的现实问题？

　　流转引发的变革

　　刘大卫从首都师范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京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工作，这让他对现代农业有了深入的了解。2012年春节返乡期间，刘大卫看到许多乡亲还在用传统的农业种植模式，效益不高，于是产生返乡创业念头。

　　“一家一户传统农业种植已严重制约农业的发展，只有推行土地流转和发展现代有机农业才大有希望。”刘大卫的想法与界首市委书记刘玉建不谋而合。

　　“长期以来，我们在‘三农’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土地分散、农民分散、项目分散等。政府对农业投入很多，但收效有限，农业经营依然粗放，农民收入难提高。这也在逼着我们去思考，如何应对形势的变化。”刘玉建说。

　　位于安徽西北部的界首市，虽然是产粮大县，但农业发展一直受困于人多地少的矛盾。界首拥有耕地58.1万亩，农业人口却有63万，人均不足八分地。在界首39万的农村劳动力人口中，仅有不到一半耕作土地，其中很多是留守的老弱妇孺。人们形容是种“懒地”，即种下去后靠天收，没有任何的管理和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