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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价格走势已经给人们的生活和生计造成了重大影响，包括那些已经营养不良或生活在贫困中的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上升。影响最大的群体是日收入的70%～80%用于购买食物的人群。 

粮食价格受到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在历史上，粮食价格的长期下降主要是因为农业生产力和产出的大幅增长，只有在危机时刻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9年大萧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73-1974年石油危机期间）。历史上的战后价格峰值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特别是石油价格增长导致用于燃料和化肥等方面的农业生产成本提高。而在最近， 对生物燃料日益增长的需求进一步推高了粮食价格。

现代化和城市化导致人口增长和饮食变化， 粮食需求迅速增长，过去的价格趋势一直领先于需求。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当前的价格高峰是在某一点戛然而止，重复出现长期下降趋势，还是因为此前未见的一系列因素，正处在粮食价格长期上涨的起点？历史上没有哪个10年的粮食价格这样持续、迅猛地走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个10年可能除外。如果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几个机构的预测是正确的，

那么粮食价格将持续稳步上涨20年，这是前所未有的。

粮食和农业金融化也对粮食的分配和成本产生了重大影响。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农业一粮食系统中的各个环节。近年来已经成立了数百家投资机构，目的是投资于世界各地的耕地。（粮食）商品平均价格的增长导致投机增加（如通过期货交易），这可能也推高了粮食价格涨幅。

粮食价格波动是稳定粮食生产的核心问题。 农业价格的波动增加了农民所面临的不确定性， 并且影响了他们的投资决定、生产力和收入。投资滞后可能会制约消费者多变需求的满足。粮食价格不稳定性与农业领域和生物质加工及消费行业都密切相关。

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价格仍然低于2008年的峰值水平，与2011年的价格持平，但仍然高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粮食和能源危机共同对整个经济系统造成了一系列新的压力。粮食价格上涨滋生了宏观层面的问题，特别是在粮食进口比例高、财政资源有限的国家， 价格上涨还导致贫困增加。2010年6月以来粮食价格上升，受此影响中低收入国家净增了大约4400万极端贫困人口。

由于人口增长并出现新需求（生物能源、生物材料）、收入增加以及肉类和乳制品消费增加， 粮食需求一直到2050年都将持续增长。根据近期发表的OECD-FAO中期展望的预测结果，农产品和大多数畜产品的名义价格和实际价格在从2010-2019年的10年内都将高于2007/2008年（达到价格峰值）前10年的价格。如果农业生产增长速度跟不上需求增长速度，就会产生价格上涨的压力。在供求平衡已经紧张的局势下，一旦发生需求或供应冲击，就会增加粮食价格的不稳定性。 生产第一代生物燃料对粮食和饲料作物的需求是另一个重要因素①。预测结果包含了范围广泛的可能后果，但几乎所有后果都表明生物燃料生产在未来将带来相当大的粮食价格上涨压力。

除了全球性挑战，粮食价格上涨可能对世界不同地区的粮食安全造成不同的影响。国际贸易供应引起耕地扩张，影响着地方粮食生产，使发展中国家面临地区层面的粮食供应风险。对于生物质产品实现净进口的发达国家，因为国家的购买力强，粮食安全没有风险，但是粮食长期涨价可能给其低收入家庭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农业商品价格上涨对需求方会造成不利影响，但是除此之外，农业产品出口收入可以支持国家的经济发展( Dawson，2005)。这也意味着对供应方存在有利影响，如世界银行提供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的有关数据。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由于商品价格上涨和粮食出口的比例增加，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已经切实改进了本国贸易。

2000-2010年，阿根廷的出口总额从233亿美元增长到681亿美元，粮食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从44%上升到51%。阿根廷的出口量指数在近期历史上第一次远低于价值指数，说明交易商品价格攀升。在巴西观察到了同样的情况；墨西哥也是，但程度较低。在同一时期，巴西的出口总额从600亿美元增长到2 020亿美元，粮食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从23%增长到31%，从贸易方面看，增长更为明显。与此相对的是，中国的出口产品中粮食比例下降了，但粮食的绝对出口量增幅超过拉丁美洲，这说明中国的出口产品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非粮食产品。

这些国家的出口形势支持它们在席卷世界的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相对低调地转型。例如，巴西已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权国。这一变化使这些国家能够采取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转而为本国人民带来重大社会收益。尽管如此，环境外部性和环境再生项目的成本并未包括在这些社会经济收益中。

阿根廷同期进行的农业创新使其得以充分利用“经济作物(cash crops)” （大豆和玉米）需求上升的机会。阿根廷政府面向“经济作物”（大约占农民收入的35%）征收“环境税”，用来资助消除贫困项目、教育项目和医疗卫生项目并偿还外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