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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章轲

　　第一财经日报：全国现有沙化土地173.11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8.03%。我们在各地采访时发现，一些地方的土地沙化情况不仅没有得到好转，反而更加恶化。你对此怎么看？

　　刘拓：经过多年的治理，我国土地沙化总体上实现了从扩展到缩减的历史性转变，沙进人退的局面初步得到遏制。我这里举几个数字，从2004年到2009年的五年间，全国沙化土地面积净减少8587平方公里，沙化土地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3436平方公里转变为现在年均缩减1717平方公里；中度、重度、极重度沙化土地2009年比2004年减少3.5万平方公里，减幅达2个百分点。

　　以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为例，与2001年相比，工程区土壤风蚀总量减少5.2亿吨，土壤水蚀总量减少2.87亿吨，地表释尘量减少1352万吨，分别减少了44%、82%和43.3%，有效减缓了沙尘天气对京津地区的影响。与此同时，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有1600多万农牧民直接受益，工程区农民人均收入由2000年2313元增加到2009年的5844元，增长了1.5倍。

　　我举这些数字并不是说治沙已经取得了多大的成效，而只是想告诉大家，沙漠化是可以治理的，给大家一个信心。

　　日报：这是不是说治沙也要讲求科学。盲目的治沙，最终可能适得其反？

　　刘拓：防沙治沙各项措施的实施首先要尊重自然，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功能。我们一贯强调，对不适合人工治理的区域，采取严格的封禁措施，促进植被恢复；对人为干扰严重的地区，采取禁止滥樵采、禁止滥放牧、禁止滥开垦的“三禁”措施，杜绝人为破坏。

　　防沙治沙要遵循自然规律，遵循植物的地带性分布规律和生态适应性规律，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实行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草则草，乔灌草相结合，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重点防治与区域防治相结合，人工治理与自然修复相结合。当然，防沙治沙也要注重利益驱动机制，实行投入者得其利、治理者受其益。

　　日报：国务院此前批准了《省级政府防沙治沙目标责任考核办法》，奖惩措施该如何落实呢？

　　刘拓：经过多年的摸索，我国已经建立了防沙治沙的目标责任考核奖惩制度。按照《省级政府防沙治沙目标责任考核办法》，层层签订了责任状，落实激励和约束机制，充分调动了沙区各级政府防沙治沙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与此同时，国家林业局也加强了防沙治沙执法能力建设，健全监督机制。

　　对省级政府防沙治沙情况，国家林业局有15项考核指标，实行定向、定性和定量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考核结果会上报中央组织部，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因素。如果哪个地方沙漠化情况特别严重，采用的措施非常糟糕，对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影响特别大，我想，中央政府会采取相应措施进行约束的。

　　日报：在你看来，目前我国防沙治沙还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

　　刘拓：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沙化土地面积大，防治任务艰巨。全国现有沙化土地173.11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8.03%，亟待治理的地区治理难度更大，成本更高。据统计，我国有50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化土地是可以治理的，如果按每年治理1717平方公里的速度计算，需要300年的时间。

　　二是沙区生态人为破坏仍很严重。有些地方重经济发展、轻生态建设保护，借治沙之名搞开发建设活动，沙区滥樵采、滥开垦、滥放牧、水资源不合理利用等行为较为严重。三是投入严重不足，与需求差距很大。沙区大多属贫困落后地区，地方财力有限，防沙治沙投资标准低、总量少，防治速度缓慢、质量不高。四是相关优惠政策亟待完善，机制需要活化，法律法规规定的防沙治沙政策措施还有许多尚未兑现，社会参与治沙的机制不够完善。五是防沙治沙科技含量还较低。防沙治沙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对滞后，基层技术推广体系相对薄弱。

　　日报：你刚才提到了社会参与治沙，事实上，近年来企业、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对防沙治沙的积极性非常高，国家有哪些相应的鼓励措施呢？

　　刘拓：我国政府正在不断创新体制机制，以增强防沙治沙活力。政府将探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能够有效调动全社会参与防沙治沙积极性的体制机制，继续实行“谁治理、谁管护、谁受益”的政策，将生态治理任务和管护责任承包到户、落实到人。目前已经实行的优惠政策包括沙漠化土地承包70年不变，可以继承和转让；3年免税和贷款贴息；捐款可抵扣所得税等。

　　此外，中央政府还专门设立了“全国治沙英雄”奖，5年奖励一次，到目前为止已经奖励了两位治沙英雄，每人给予黄金500克的奖励。政府将认真执行好现行生态治理、植树造林优惠政策，确保企业或个人在获得掌声的同时，也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摄影/章轲